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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耀先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原址，现已是居民楼
2008年3月，沈阳，皇姑区崇山西路93号，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原址。
22年前，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
当时的外电报道称：“沈阳市实行企业破产规定，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天荒的做法，它朝着打破‘大锅饭’迈进了新的一步……”
一场寂静的新闻发布会
韩耀先回忆：1986年8月3日，沈阳市迎宾馆北苑会议厅里挤挤喳喳的坐满了人，大多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工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白纸花，神情肃穆。只有几十名记者的摄像机、相机咔嚓咔嚓的声音。
会上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首先宣布：
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破产通告第一号
根据《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以下简称《破产倒闭规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于1985年8月3日被正式宣告破产警告，进行整顿拯救，限期一年。但是一年来虽然企业做了各方面的努力，终因种种原因没能扭转困境，所欠债务无力偿还，严重资不抵债。现决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即日起破产倒闭，收缴营业执照，取消银行账号。有关企业善后事宜，由“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沈政发1985(24)号文件精神全权处理。
特此通告
1986年8月3日
这段短短的200余字的通告读了不过3分钟，然而时间却像停滞了一般。起草这份被称为中国破产第一法——《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并一手推动了新中国第一家公有制企业破产案的人，就是一直悄悄坐在人堆里的韩耀先。
22年后，韩耀先说，因为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肯定，这也算是“成绩”，可是看着这么个厂子真就让你给送上死路，心里的滋味，也不好受呀！2008年3月下旬的一天，年近古稀、从沈阳市经贸委副主任职位上退下来的韩耀先在他的办公室里对记者说，他现在被返聘为沈阳市企业兼并破产服务中心的主任，做的，还是送企业破产的活。
社会主义也能搞破产？
1984年上半年，沈阳这个东北老工业重镇仅根据冶金、轻工、化工等11个工业局测算，就有43户集体企业亏损严重，资不抵债。在“大锅饭”、“铁饭碗”的思想下，这些企业的工人们混日子，厂长更是混日子……
1984年6月的一天，一份时任沈阳市市长李长春的批示送到了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你们应到集体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另一种倾向是经营不好，管理混乱，产品没有市场，技术落后，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如何退出市场。此项改革在集体企业中先做起，你们拿出意见，这些经营不好，不能够生存的企业，到底怎样处理，能否进行破产倒闭！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
“老韩，李市长的这个任务交给你。”集体办的王副主任对韩耀先说，他刚刚从沈阳市汽车配件公司调任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搞政策研究。
韩耀先做梦也没想过，在社会主义的天空下，居然，要搞企业的“破产倒闭”？！
1984年的防爆器械厂，工人们没有事做，却没有人发愁着急，因为工资照发不误。原厂长石永阶待在家里发愁。截至1984年底，厂子连续亏损以及欠下大笔外债，欠债总额已高达48万元。
“首部”破产法出台
韩耀先最先想到的是“关、停、并、转”，“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不能倒闭，企业搞不好将来大门一关，由政府行政部门下令停产，职工分流，这是简单而又合乎人情的事！”自觉想法不错的韩耀先经过一番调研，40多条内容、3000余字的《破产倒闭规定》初稿出炉了。
谁知一星期后，初稿被毙。李长春在他的初稿上批了这样一段话：“企业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不是人为的关闭……此文件很重要，但现在的理论水平还不行！”
韩耀先一片迷雾的眼前，突然出现一丝光亮，“就是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竞争中的破产，不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而应是按照经济规律发展客观产生的必然现象，应用经济规律、经济杠杆去引导企业！”韩耀先再次下定了搞好这部法规的决心。在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挨个企业跑，组织工人们开座谈会，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
一个多月后，韩耀先形成了《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以下简称《破产倒闭规定》)的完整意见：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必然出现优胜劣汰。为了保护竞争，鼓励先进，鞭策落后，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和倒闭企业待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根据集体经济的性质、特点和我市集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就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进行破产倒闭处理……
1985年2月9日，经过两次市政府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破产倒闭规定”，并以沈阳市政府发(1985)24号文件下发。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共和国“首部”破产法。这份已经成为政府文件的“破产规定”，最后以广告的形式全文发表在《辽宁经济日报》上。
对于当年这份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破产倒闭规定”，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陈清泰认为，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时代，这样的一种改革尝试，无疑为中国今后的改革做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增强了更多企业的活力、动力。
三张黄牌和一对花圈
《破产倒闭规定》出台后，沈阳市政府一方面想借此警醒当时的部分企业，一方面也意在实际的操作中考察这部法规的可操作性。
1985年7月，根据对全市企业的考察，工作组列出了一份包括了沈阳市11家资不抵债、长期亏损、难以扭转局面的备选名单，从这11家中，又最终确定了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沈阳市农机三厂、沈阳市五金铸造厂三家企业成为试点。
“选择其实还是有一定原则的，因为是第一次，谁也不敢预见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所以选了三家规模较小、亏损情况比较严重的集体企业试点，一旦弄不好，影响还能降至最低。”22年后，韩耀先直言。
1985年的沈阳市政府，文件仍需油墨印刷的年代，韩耀先让工作人员把下发给每个企业的通告，用特殊的黄色油墨印成，很多人都对那次新闻发布会上，三位厂长举着“黄牌”那颇富戏剧性的一幕记忆犹新。
一年的限期整改时间，无疑是这三家企业最为痛苦的阶段。一年后，五金铸造厂和农机三厂成功揭掉“黄牌”帽子，而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了第一个破产企业。
1986年8月4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的第二天，韩耀先陪同一位新华社记者到防爆厂采访。他看到，已经上了封条的厂门口，一边挂了一个小小的花圈。没有挽联，没有落款，触目惊心。工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在厂门口，有的在哭，有的在骂，有的呆呆地看着天，面无表情，这样的让人看了其实更害怕。
三张黄牌、一对花圈，送走的是一个有着鲜明计划经济时期特色的防爆器械厂，却也同时给予了中国当时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一个可以生死的拐点。当年的12月31日，全国开始试行《破产法》，其蓝本和基础，就是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案。而破产的意义就在于，破产机制带来的竞争效应，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发展动力，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得到发挥。破产引进了市场机制，甩掉了多年的包袱，使企业真正步入了市场化的轨道。“破产”这个词语，由此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破产，也同时意味着新生
1986年8月3日以后，石永阶在家猫了整整半年。当时的外电报道，“石一病不起”，但是后来石永阶却说，“我实在是没脸见人啊！”他一声感叹，就是22年。
这半年，他核计明白了，厂子倒了，人不能倒。他不甘心被别人称自己是“无能厂长”，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1500元钱，跑到旧货市场买了一台旧车床，带领全家人再次干起了防爆，又开起了豆腐坊。
石永阶的“二次创业”很成功，他现在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再创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更让石永阶高兴的是，当年厂子破产后曾经指着自己鼻子骂的工人，下岗后自谋职业，做起了生意，有的还开上了高级轿车。
而韩耀先后来担任经贸委副主任，另一个实职就是沈阳市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办公室主任。当时的沈阳市领导开他玩笑说，人家别的官员到企业去，是送喜，你一去，就是要破产，就是给人送葬呢，干脆叫你送葬队长得了！韩耀先也不生气，此时的沈阳，正在迎来体制改革后的第一轮企业破产高潮，而多年的经验累积后，人们对破产也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
随后十几年的工作里，经韩耀先“送走”的企业超过百家。每一次“送走”一家企业，他改革的念头就会更坚定一点。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历史洪流里的一个必然之举。“没有我，也会是别人，这是改革的脚步，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进步。”
记者手记
此前有人将韩耀先比作一尊罗汉，说他面目狰狞、心地慈悲。见了面才发现，这就是一个干干净净、和蔼可亲的老人。
然而那份凌厉的风范，在他讲起企业破产的话题时，就尽显无余。“没有死，哪有生？”他说，改革是一场战役，自己，充当了这个先锋兵、敢死队。粉身碎骨的可能，也不是没想过。
22年了，他老了。多少还是有点不服老，他和那些被他给过黄牌、搞破产的企业的领导，由“仇人”变成了朋友，没事打个电话还常联系联系。22年，当年再怎么惊心动魄，也终究成了过眼云烟。
现在，韩耀先的案头放着新的《企业破产法》草案，他抽空总要看看，想想问题，“时代变了，企业破产绝不是我们当时做的那么简单，涉及的问题太多了！”他依然为之忧虑，只不过眼神已经不济，需要老花镜的帮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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