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古人在等待公祭？”去年此时，类似这样的疑问就曾深深地触动了国人的神经。可质疑也罢、批判也好，时近清明，一场场公祭大典又“任尔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地鸣锣开场了。
采取适当形式祭拜先祖，借以表达怀念之情，增强国民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本无可非议。但当前的公祭活动，确实存在过多过滥的问题：无论是始祖黄帝轮流“坐庄”，还是补天女娲遍地“开花”，无论是诸葛孔明处处“显灵”，还是孔子孟子等排着长队等候着“公祭大典”，程式化的活动如“样板戏”般，被一遍遍地克隆着。
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民伤财的同时，助长了奢华之风和形式主义。试想，地方领导过多地把心思花在这类表面文章上，哪还有为百姓办实事的时间和精力？正如有论者所言，现在盛行各地的公祭之风，能让国祚昌盛多少？让国家的凝聚力指数上升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楚，更没有统计数据的支撑，最可能的结果就是花了一堆糊涂钱，留下一堆仿古建筑而已。
事实上，这是滥用公共财政，虚耗纳税人的钱。很多奢华的公祭行为，本质上就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它在老百姓的眼里更像官员们烧钱的文化秀。不禁要问的是，这些连绵不绝的“公款公祭”，是如何在“财政硬约束”中获得合法性预算支出？这些钱经过了怎样的程序正义，经得起绩效评估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行政部门掌握绝大部分资源，财政收支无需公开透明，社会公众的诉求无法上达。而行政部门的权力又往往集中在个别人手中，于是，几亿甚至数十亿巨资，可以仅仅根据一些官员的意见，而随意改变用途。这样的“灵活性”，给各种违法违规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提交给人大代表审议的都是一份总体性的预算报告，至于这些钱多少用于公共事业，多少用于部门机关运转，纳税人无从了解。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财政成为官员兴办各种随心所欲的“工程”最方便、最可靠的“取款机”。可以说，财政政策上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是造成以上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款公祭”的盛行，是我们剖析“弱化的财政硬约束”的最佳范本。昂贵的“公祭”如果真是老百姓的心声，何以一出手就屡屡怨声载道呢？未经公意程序就随意调整的“公祭预算”有之，追加支出频繁的“公祭预算”有之……那么，“公祭财政”究竟听到了几分民声呢？贫困县的预算资金，竟然不能按照国家战略与政府政策的重点及优先性进行优化配置，出手阔绰的“公祭财政”还有预算效率可言吗？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存在本质联系的。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政府要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此需要向公众征税来筹集资金；而公众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受益，需要付出纳税的代价。因此，公共财政的决策主体，是纳税人，政府只是在执行决策。公众通过选举制度和投票机制，掌握着公共决策的实际控制权，并通过法律制度保证这一机制的运行。
公共财政的本质是民主财政。只有还权于民，重大事项由公众直接决策，并接受公众监督，也就是只有建立起真正的公共财政体系，让掌握财政大权的人无法挥霍，这一问题才能根本解决。也就是说，根治“泛滥的公祭”和所有“公款”类浪费的危机，只有还原财政硬约束的刚性与威慑力，不然，血汗财政就可能在异化的地方政绩里继续瞎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