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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恢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在西藏试图适应20世纪的迅猛变化之际，由于将现代化等同于世俗化及西藏独特恢宏的大众僧侣制全盛期的衰落，宗教的权力和特权及大寺院在阻挠进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 ——美国著名藏学家、人类学家梅尔温·戈斯坦
记者：当封建农奴制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障碍的时候，为什么在欧洲与中国西藏，却产生了不同的走向？
孟广林：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和神权奴役，导致了西欧的农民反抗，并且是以宗教“异端”的方式发动的。比如，以“罗拉德”派约翰·保尔为代表的下层教士就提出，“当亚当耕田、夏娃织布之际，谁是贵族？”他们要求废除封建农奴制，取消徭役、地租、捐税和财产差别，实行社会各阶层的平等。在保尔的鼓动下，爆发了1381年英国农民大起义，农民在瓦特·泰勒率领下攻入伦敦，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同一时期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和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也都因同样的理想而爆发。
张云：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结构，为农奴制营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尽管人们的行为没有自由、精神没有自由，社会的生产抑制、停滞不前，人口在减少，但野蛮统治却一直在延续，甚至变本加厉。
旦增伦珠：人类进入20世纪50年代，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显然早已和历史发展潮流格格不入。它是西藏贫穷落后的根源，不对其改革、废除，广大僧俗群众将永远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西藏也不可能走上文明、进步之路。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带来了曙光。但由于当时西藏上层人士对民主改革还心存疑虑；不少僧俗群众有沉重的、历史形成的心理负担，对民主改革需要一个了解和认识的过程；而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反动集团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骗群众，挑拨民族关系所造成的民族误解，一时还难以消除，中央对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在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同时，对西藏地区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支持。仅1952年到1958年，中央给予西藏地方的财政补助就高达3.57亿元。
为实现和平民主改革，中央争取了八年、忍让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万农奴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然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却企图永远保持农奴制，维护既得利益，于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达赖集团流亡海外，妄图“西藏独立”、恢复农奴制度，这是违背历史进步潮流、与广大西藏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怎么可能实现呢？
张云：如今，达赖总是将“民主”挂在嘴边，但是我们看看，达赖集团所组建的所谓“流亡政府”实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体制。达赖宣称，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力。按照他的逻辑，他现在运用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统治权力，为的是实现“大藏区”“高度自治”而放弃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力，如此自相矛盾的说法，谁又能相信呢？归根结蒂，达赖编织所有谎言所掩饰的，还是要“西藏独立”，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
记者：旧西藏，不是西方一些人梦想中的“香格里拉”。今日欧洲，不可能再回到500多年前的中世纪欧洲；同样，今日中国西藏，也不可能再回到达赖集团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旧西藏。任何人梦想将西藏拉回黑暗统治的时代或为这样的企图而鼓噪，都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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