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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和论文
2003年考入复旦的李开学，是政治学教授浦兴祖曾经带过的十名博士生之一，李和同一年考入复旦的曹绪飞，当初报考的是复旦另外两位博导，后被调整到浦兴祖门下，成为浦门弟子中的两名开山大弟子，一点区别是，李开学是脱产读博，而曹是在浦东区委工作的在职博士生。
在去世半个月前的2008年春节，李开学曾发短信给导师浦兴祖拜年，浦对这个短信印象很深，因为李开学很少见地称他为“恩师”。浦兴祖回忆，他也很高兴地给李开学回短信，祝他在新的一年“顺利通过论文，满意解决就业”。短信里浦没忘加上一句，要求李开学在新学期初预答辩前，把写好的论文给他看看。
浦兴祖和郑明回忆，李开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研究，经过讨论最后定为相对准确一点的《超省级结构研究》。
按照复旦的规定，博士论文要过五关，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论文盲审、答辩。浦兴祖的苦衷是，这个开山大弟子的论文，始终没能通过预答辩这一关。一直到李去世，四年半时间，他只看到过李提交的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那还是在2007年3月的一次预答辩现场，这也是李开学唯一参加过的一次论文预答辩。
李开学拿着这一章论文直接来到现场，表示要在预答辩通过后的一个月内拼一下，把后面的四章赶出来参加盲审。浦兴祖回忆，预答辩席上一位陈姓老师不同意，对李开学说，开学啊，还有两三个礼拜你怎么拼?要拼四章，你会把命拼掉的，你还是推迟吧。1年前这个后来被指称一语成谶的细节，也给担任现场记录秘书的郑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到座位后的李开学随后陷入短暂沉默，嘟囔了一句，“不让我试着冲一下，我还不如退学呢。”郑明很清晰地记得，听到这话他怕事情闹僵，赶紧扯了扯大师兄衣角。
预答辩结束后，一位老师对浦兴祖说，今天有的同学本就不应该来参加答辩的。对这一隐晦的批评，浦兴祖有点恼火，他当场回应说：“又不是我要他来的，他自己只写了一章就跑到现场来了，我又不能说不要他参加。”
郭湘说，今年65岁的浦兴祖，是大陆恢复政治学后第一批政治学者，却在复旦的博导资格评定上颇历坎坷，直到2003年1月才获最终资格认定，对此有几分敏感，当可理解。
而李的懊丧也自有原因，这是他第三次折在预答辩这一关上。而此前的三年，他的相当部分时间，都在参与浦兴祖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并担任第一卷副主编。这也是李开学出事后，网络上出现“复旦博士被逼死在书桌前”声音的主要原因。
浦兴祖承认自李开学2003年考入复旦始，就已进入这个课题，另外两名博士生郑明、王芳也随后参与进来。浦兴祖一开始即对李开学提出要求，希望他把做课题和写论文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到两不误。在得到家属授权进入李开学工作邮箱后，记者发现其往来邮件也显示，自进入复旦以来的3年时间，参与这个课题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浦门子弟会定期在浦兴祖家里聚会，称为“聊学”。2005年6月13日的一次“聊学”中，李开学阐明了其对1949-1956年阶段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写作框架。次年3月19日，浦兴祖在给李等博士生的群发邮件中提出：“时间无情而逝，进度越发急迫。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盼各位抓紧撰、改、审。”5月25日的一份邮件里，浦兴祖要求课题组成员“7月底一定要写出全部初稿，故必须以时限为第一，10来天一章，至少将前一、二年收集的资料进行初步梳理与分析，先形成一个框架，质量待8、9两月再提升。”8月3日，浦兴祖专门给李开学发邮件，明确提出“盼你集中精力，进度优先，兼顾质量，尽快逐一推出新稿(要倒计时，规划一下，多长时间一章)。”
这些往来邮件还提到关于诸如署名等学术规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博士生在前，老师在后。特殊情况下，如果初稿较成熟，老师不用太费力，则属博士生一人名字;若老师费了很大力气，则老师在前，学生在后。其他老师的审阅工作与有关人员的贡献也都在各卷上写明。”
必须承认，几乎每封邮件里，浦兴祖都不忘劝大家劳逸结合注意身体。
浦兴祖很快发现问题，李开学的进度明显比其他人要慢，甚至影响到了博士论文写作，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前述2007年3月那次失败的预答辩前，李开学未能做好2006年春、秋季的两次预答辩准备。
对此前网络上认为导师让李开学做课题影响了做博士论文的看法，浦兴祖觉得委屈。郑明回忆，其实此期间浦兴祖曾经两次让他悄悄传话征求李开学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放弃课题集中精力做论文。浦兴祖解释，之所以不对李开学直接说，是担心伤害这个年龄最大的大弟子的自尊心。但李开学每次的答复都是“问题不大，有信心搞出来”。“我是湖北人，老师放心，我们湖北人都很剽悍的!”浦兴祖对李开学的这个回答印象很深。
最后一搏
最后一次转折，发生在2007年1月初。浦兴祖决定对课题组人员展开重大调整，明确要求李开学和郑明、王芳等三人都退出，集中精力做论文，浦说这次李开学终于表示“很高兴退出”。由是，李开学原来担任第一卷副主编的课题，只完成了《干部人事制度》一章的初稿。
2007年秋季开学后，郑明和王芳准备预答辩，延迟了一年的李开学又一次准备参加，这是第三次机会。但他对郑明说只写完了3章，郑明建议他将3章拉长成5章，征得浦兴祖意见后争取参加预答辩的资格。浦兴祖回忆，这次他对李开学说“你要是能在预答辩前赶出来剩下的论文就参加，实在赶不出来就还是再顺延半年吧。”直到那次预答辩前，浦兴祖未能看到李开学的论文，李开学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次预答辩机会。
郑明分析，2007年初发生的那幕戏剧性的预答辩，也许给李开学留下了对导师浦兴祖的心结。两个细节是，随后的2007年底，浦兴祖曾在《文汇报》上撰文称应当研究对策来保证当前研究生的论文质量，而去世前夕元宵节晚的那次节日聚餐上，李开学也曾对参加聚餐的师弟郭湘抱怨，导师不让他论文通过，是他老没法毕业的原因。
2008年3月的论文预答辩，是李开学2年博士延长期间的最后一次机会，4月份起导师浦兴祖就要远赴井冈山讲学一年。在此之前，他的同年在职博士生同学曹绪飞，在延长1年后已于2007年毕业，比他晚入学的师弟郑明和师妹王芳也都相继通过论文正式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这段时间的李开学，深居简出，其压力可想而知。
他在泰州外经贸局工作时的同事施劲华回忆说，可能是觉得没面子，李开学自从博士延期后，同旧日同事很少往来。2007年底，他在武汉大学读硕士时的师兄田国兴，曾经给他宿舍多次打电话，却总是无人接听，发邮件向他询问论文进展情况，也无回音。2008年春节前田国兴到沪出差，有机会见到了李开学，田回忆，那次在复旦招待所，李开学跟他坦言论文压力极大。
但谁也没想到他竟会等不到论文通过的那天。现在商务部挂职的施劲华，接到记者电话时才知道这个噩耗，震惊不已。而田国兴第三次见到李开学，已经是在春节后的宝兴殡仪馆。
悲伤和叹息之余，郑明他们又为这个大师兄的论文迟迟出不来颇为困惑。郭湘分析，论文出不来，无外四个原因：对自己要求太高，不想混;假定论文题目很难，学力不够;其他事情耽误了，包括课题和兼职等;本人很懒，不想写。郭湘目前能肯定的是，李开学绝不是最后一个原因。
他的硕士导师之一施雪华教授也难以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过去表现还不错的弟子在这五年的博士生历程中步履维艰，甚至最终把命也搭进去了。
甚是巧合的是，李开学也是施雪华带的第一批硕士，李开学现在的博士生导师浦兴祖又曾是施雪华在复旦求学时的老师。李开学第三次预答辩延期后的2007年底，在天津的一次博导联谊会上，浦和施两人碰到了一起，浦兴祖回忆，会上施雪华还关心地向他打听李开学的情况，感叹李开学年龄太大，读博士不容易，建议他如果李的论文基本符合要求，能过就尽量过，不要要求太高。浦兴祖叹气说，其实我的想法何尝不是一样，问题是得李开学能拿出完整的论文。
清明节前夕，李咏笛到公寓502室收拾小哥的遗物。48000字的《干部人事制度》初稿，至今躺在他的电脑里，如果没有意外，将被修改后作为建国60周年的献礼，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于明年出版。近10万字的博士论文初稿，也躺在他的电脑里，仔细看过这篇初稿的郭湘说，尽管体系尚不完整，某些章节还不连贯，但资料收集翔实，看得出来花了不少功夫，倘若不出事，这次通过预答辩没问题。
这次他终于接近完成了。
从襄樊到上海
1964年出生的李开学，出生在湖北襄樊襄阳县的偏僻乡村，却属于那个年代极为瞩目的“新三级”一代。他1979年考入襄阳师范，2年后毕业，在当地一所中学短暂任教一年后，调到东湖镇印刷厂，历任校对、业务科长和办公室主任。
在这个偏僻的乡镇小厂，他花了13年时间边工作边从湖北广播电视大学相继拿到政史专业的大专和本科文凭。李的好学成癖和手不释卷，在他于2年后的1997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就读政治学理论研究生时，成为当地的一个传奇。
李有五姊妹，他是老三，大哥在外打工，一个哥哥从小送人，下面两个妹妹习惯称他小哥。李咏笛说，小哥每次从城市回到老家，都会感叹在中国，城乡内外就是两个世界，人生而平等，为何要分成两个世界?谢芳是李开学在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她对这位丈夫兼老师充满崇敬。她回忆，李开学的口头禅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李开学在武大读研时先后师从虞崇胜和施雪华教授，现在已经是北师大行政学博导的施雪华，对李开学在攻读硕士期间的表现和硕士论文的学术水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0年7月，作为武大的优秀硕士毕业生，法学硕士李开学被江苏泰州市外经贸局作为人才引进，当地答应解决家属工作、孩子上学和房子问题，谢芳和儿子李挽澜因此相继来到泰州。谢芳喜欢翻看那个时期的照片，到3年后李开学再考入复旦读博士之前，好不容易团聚的一家三口，在这个苏北小城留下了甜蜜的回忆。
这三年里，李开学留给他的前同事施劲华的最大印象，就是一直在看书复习，没有人知道李开学放弃这段安逸生活脱产读博的原因。而施雪华则认为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一直是对做学问比从政更有兴趣。
但学问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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