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又把中国同西方的关系问题推到了前台。就西方而言，它们拿中国的人权问题说事仅仅是表层现象，而深层次上却是由来已久的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在作祟。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取得的进步，对人口众多、实力日渐强大的中国感到担忧。
对西方来说，与中国关系的黄金时代当属1840年以后的一百年。在那个世纪中，中国虽然对外开放，但总是被动的，西方主导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也有所发展，但很慢，且极不平衡，西方在中国的租界地成了国中之国。在主动对外开放的30年中，西方人不再具有那种主导性和特权。西方人在中国如果有些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也是中国给予他们的“优惠政策”。在与中国人的关系图谱中，他们不再居中和不再在上，西方人不愿意接受这种心理落差。
百年前，西方列强把中国从高傲自大的帝国变成了自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论在中国人心里，还是在西方人的心里都造成了巨大的阴影。形象点说，一些中国人在路上被西方人踩了一下脚也会浮想联翩，甚至认为这可能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余波。即便是对西方人的不经意的冒犯，某些中国人也会口诛笔伐，尽情地发泄。对西方人来说，这种阴影则是对中国变得空前的高傲和狂妄，在这种心境的支配下对中国发生的变化反应十分迟钝，甚至拒绝承认中国有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也划归于“威胁”之类。目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生的种种不快，在深层次上就是这两种阴影的冲突。
虽然如此，也不能各打五十大板了事，因为中国人因自己的落后而逐渐调整了自己的心态，而西方人却因自己的优越而不愿意调整他们的心态。如今中国人的心理阴影虽然不能说完全消失，但总的讲，眼界更为开阔，心胸更为豁达，心态更为恭谦。
比较起来，西方人对中国却不愿意放下自己高傲的架子，把对中国的认识定格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要么依然居高临下地遥望着中国，要么拿着发达国家的放大镜来挑中国的毛病。不能放弃傲慢与偏见，西方人观察和评价现在的中国时就会出现两种不正常的情况。其一，盯住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问题，无视中国的特殊国情，用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来衡量、来要求，无限放大这些问题并借此指责、攻击中国，如人权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其二，盯住中国在某些方面的快速发展，如GDP总量的增加，军费开支的增长，对外贸易中的顺差，能源的消耗等，同样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规模和技术标准来比较，凡是超过或接近它们的地方，那就是对它们乃至世界的“威胁”。
中国与西方之间出现各式各样的分歧、矛盾甚至冲突都不足为怪。不仅如此，交往与合作越是密切，出现的问题可能就越多。问题在于，双方特别是西方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多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国人在调整自己的心态，接受了西方的影响，那么，西方人同样也应调整自己的心态，接受中国的影响。这样讲有两层含义。第一，西方应当承认中国近百年来接受西方影响的现实，即承认中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不能无视具体缘由并恶意地指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不足；第二，西方应当在正视中国发展和进步基础之上修正自己某些不正确的观念，承认并尊重中国维护主权和自身发展等方面的权利。中国与西方在摩擦中共存，在摩擦中融合。它们之间交往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过程。西方不能光苛求中国向西方学习，也应向中国学习。
其实，西方也一直在接受非西方世界的改造，适应非西方世界。比如，西方已接受并理解了阿拉伯国家的许多禁忌，接受了东正教的一些传统。那么，它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呢？
近日，在谈到中国与西方关系时，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讲了一句很有内涵的话：“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这堵墙就是西方人用傲慢与偏见筑就的，否则就不会厚重。要彻底拆除这堵墙，西方就必须放下“白人优越论”的架子，抛弃由来已久的傲慢与偏见。当然，做到这一点，需要西方人的勇气，也需要中国人的自信。(孔寒冰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