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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南方谈话”是一个重要转折。
在“南方谈话”之前10年，他担任广州市的市委常委、市长、市委书记；此后10年，他担任广东省代省长、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后期，是朱森林从政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二十年，也是广东改革开放从起步到蓬勃发展至关重要、也最为自豪的二十年。
采访朱森林时，他递给记者几份材料，包括他在中央党校的论文、报告，以及对“发展是个硬道理”的体会文章。字里行间透露，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总是存在激烈的争论，而广东的改革开放就在这种争论中，怀着期待、探索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坚定先行一步。
改革开放就是“圣火”，这是朱森林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深刻认知：正是这团圣火照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
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但长痛不如短痛。”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
1987年，担任市委书记的朱森林还提了一个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的口号———“超天津”，并最终得以实现。1990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改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不仅仅是小打小闹就能推动的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就是一例。当时的广东坚信一点，工业改革到了最深处一定是改产权，而不是浅层次的利税改革。实践证明了这个观点。
用解放思想作先导，用革命的胆略和智慧来破解我们前进中的难题，继续为全国提供新鲜的经验。“当年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改革的勇气很大，现在我们应该继续保持这种改革的勇气”。
广州的改革开放
价格改革震动中南海，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压力成功“闯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化”是从价格改革开始的。广东是中国价格改革最早的省份，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在那个物资短缺、流通不畅的年代饱受煎熬，对价格改革的期望也更加迫切。
“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这是广州当时的真实写照。其他诸如“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的评价屡屡可见，媒体甚至刊登了一幅“从冰箱里拿出烤鸡”的漫画，来反映电力供应紧张。
当时的主政者，头痛不已。
“计划经济下的价格管制，违反了价值规律，流通体制僵化，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朱森林说，当时蔬菜是统购统销，每亩种多少，什么时候上市，完不成任务要受处罚。农民为了完成任务，拼命增产，讲数量不讲质量，“通心菜只有1/3能吃，‘可食率’甚至成为当时的专有名词。”
这种状况下，价格改革已成必行之策。
广东的价格改革是从城市开始的。朱森林介绍，价格改革初期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但当时的广东经济学家卓炯特别提倡价值规律，广州乃至广东也都是按照价值规律，从实践中摸索来逐步推动改革的。
最早的改革出现在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1—1983年，广州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
改革总是伴随着困难与杂音的。物品价格波动，菜价上涨较大，导致市民情绪波动，反应强烈。朱森林回忆了当时的“紧张”形势：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
“但长痛不如短痛。”朱森林说，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经过一段时间放开价格之后，价值规律发挥了杠杆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价格逐步回落，并日趋稳定。农民收入增加了，市民也得到了实惠。广州价格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反响很大。
“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白手起家办起广州开发区
从朱森林的个人经历来说，谈到广州的开放不得不说起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正是当初朱森林的主动请缨，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将他派到了那个曾经的荒凉郊区“白手起家”。
1984年4月26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小组成立，朱森林兼任组长，对开发区的选址、总体规划、近期计划、引进项目选择以及机构组建等，制定了工作方案。同年6月19日，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朱森林任管委会主任，实施兴建开发区各项计划。
广州开发区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两个阶段。国务委员谷牧当年来广东视察时曾指出，广州开发区不能再搞一般的引进加工业，而要搞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工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点，选得还可以，不过不要急于求成，全面铺开，要一小块一小块地搞。”
在这样的原则下，开发区选在黄埔区东缘、珠江和东江干流交汇处，确立了南围综合区、港前工业区、东基工业区、西基工业区、北围工业区和云埔(东)区等六个小区。但那段日子确实比较艰苦，朱森林回忆说，开发区的筹备和建设初期，地域偏、环境苦，政策、资金来源、人才、技术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曾经有这么一个文学的形象说法，就是说我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就到开发区白手起家了。
开发区基本上是参照经济特区的模式，有较大的自主权。“正局级干部市里批，副局级干部开发区管委会批，政策相当于特区的政策。”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也很重视，省政府专门拨款3000万元作为开发资金，不能作其他用途，这让开发区从无到有地成立起来。后来各省凡是搞开发区的人到广州开会，都很羡慕，说广东省政府真是支持开发区建设。
政策、资金的保证吸引了大量企业的进驻，刚成立不久，开发区的经济就已经占到全市的五分之一。后来开发区又从小到大，到成立20周年时，共有1800多家企业，50多家全球500强企业落户。
“当时有种说法叫‘广大上青天’，说的是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等五个城市的开发区办得很红火。”朱森林说，广州开发区从实际出发、依托“母城”，发展非常顺利，办出了广州的特色。
开发区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称得上是广州当时飞跃发展的一个缩影，朱森林介绍，1980年，广州经济实力综合指数在全国十大城市中排第6，居中下水平。1987年，担任市委书记的朱森林还提了一个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的口号———“超天津”，并最终得以实现。1990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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