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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起落”间
二十年来，身处改革开放前沿，海南发展中经历的坎坷与这个结论无不相关。作为海南改革决策的主要“智囊”之一，廖逊为本刊记者回顾了海南发展经历的“繁荣-萧条-再繁荣”的风雨历程。
如果说改革开放最初的八九年，海南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省份中的贫困落后地区与全国同步发展，那么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则使海南一下子跃入改革开放最前沿。但不能不承认，由此带来的最初繁荣基本上是政策性繁荣。
廖逊指出，海南幸运地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政策和经济特区优惠政策的“末班车”。在1988年国务院24、26号文件中所给予海南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中，含金量最大的是外贸出口优惠。
当时全国大都实行严厉的外贸管制，惟有到少数经济特区办出口才能赚到外汇。为了分享这项政策优惠，全国客商冠盖云集，不仅直接带动了海南的外贸出口，而且带动了商务旅游、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于是，外贸繁荣带来了旅游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红火。这四个产业出人意料地成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后的先行发展产业。
“只是时运不济，仅仅赶上个结尾，完全凭借经济特区的政策优惠，获得了最初六年的繁荣。”廖逊认为，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加上国家财政压力，中央调整向地方放权让利，转而向中央集中财力。政策倾斜导向也随之转变，整个对外开放全面扩大，使原先惟经济特区享有的外贸政策，变成了全国普惠政策。
他回忆，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海南本来影响不大，但是与之同时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使特区优越的对外出口政策普惠化，却实实在在“重创”了海南。对于深圳等特区，这种转变尚可承受，对海南这个落后贫困、农村人口众多，又刚刚建立不久的大特区却影响很大。加上全国对外开放重点转向浦东和海南自身发生泡沫经济等因素，海南从红火转向萧条，重新回到经济欠发达地区之列，苦苦挣扎了几乎十年。
对这个萧条期，廖逊颇多感慨。他认为，1994年开始时，海南还推出了有创意的改革措施，因而继续保持着改革开放试验区的战略制高点。比如，1995年全省当时实际利用外资15亿美元，就达到了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的高度，而2007年海南的这个数据也不过11.25亿美元。
他认为，遗憾的是，进入1998年后，海南决策人士在改革和立法上缺乏积极主动，一度放弃了改革前沿的战略地位，随大流走上了追求GDP的道路。为了追求GDP的“高增长”，不惜推行拔苗助长的“县市大排队”和“末位淘汰制”政策。
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使海南原本不乐观的形势更为严峻。特别是投资环境变化，国内外投资者对海南裹足不前，一连多年实际利用外资徘徊在4亿～5亿美元之间。而且，随着全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海南的体制特色也逐渐丧失，越来越难符“改革开放超前实验区”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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