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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直追
这个背景下，海南开始深刻反思过去成功和失误的经验。在海南的采访中，无论是对话省委领导，还是与三亚市、洋浦开发区或者五指山市等市县的干部群众交流，本刊记者都感受到海南人对未来发展的认识和思考，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深度。
廖逊总结说，海南的命运与祖国大陆休戚相关，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越好，对海南发展越有利。国家财力越强大，越能加强在南中国海战略凸起部位——海南岛的全面建设，海洋主权也越容易得到实现；大陆的基础设施越完备，越有利于海南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同时也有利于全国游客来海南；国内人民的物质财富越多、生活水平越高，消费质量要求就越高，也越有利于海南以最小的生态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收益。
而且，只有背靠大陆，才能面向世界。廖逊分析，“我们与大陆靠得越紧，在世界各地的身价也就越高，因为中国市场是2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大市场。我们曾经期望与内地经济脱钩，与外部世界经济挂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估。在背靠大陆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我们的竞争能力，才有条件去纵横国际市场。”
至于海南的对外开放，他认为是以体制改革为前提的，“因为开放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自身体制改革到什么程度。假如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我们不提‘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不大幅精简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就不会有早期的经济繁荣。”可见，海南的进一步开放，仍然取决于体制改革的程度。
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海南干部群众深化了对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关系的理解。当今世界最和谐的社会、人与自然最和谐的国家地区，无一不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地区。非洲和拉美许多生态极其优越的地区，也无一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廖逊看来，海南的社会和谐和生态建设也同样取决于经济发展，“我们不能牺牲生态环境去发展经济，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就永远改善不了生态环境。”
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工业文明同样不可逾越。威廉托夫勒所谓“卫星+锄头”的现代化道路，迄今没有被任何国家的实践证明。在海南这样一个拥有近850万人口的海岛省份，尤其是在全面废除农业税而以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尚未崛起的时刻，工业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无法替代的主导产业。而且，工业化不仅创造物质财富，而且创造精神文明。比如，节俭创业、爱惜时间、讲究效率、严守纪律，都是海南不能不补的工业文明课。
正是在这种思想和观念的深入过程中，十六大以来的海南决策层深化发展思路，通过逐步盘活房地产，摘掉了“投资高风险地区”的“帽子”，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在“一省两地(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旅游度假胜地)”的战略规划基础上，实施“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的战略目标，尤其是以2006年洋浦炼化项目为标志，迎来了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再度繁荣。
2006年，全省GDP突破10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突破100亿元大关。2007年，西环铁路全线通车、东环铁路开工建设、中国新航天城落户文昌、国家批准洋浦设立保税港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可行性报告上报国务院等重大项目亮点，为国内外瞩目，也使海南进入建省以来最好的时期。
有不少观察人士把海南此次繁荣归功于“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的战略，廖逊不太同意。他分析说，经过长达十年的艰苦努力，林立于海口、三亚街头的“烂尾楼”终于盘活，“投资高风险地区”的“帽子”随之摘掉，海南才有希望从国内外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此时，银行监管制度日臻完善，政府已不能举债，大宗贷款非资信高的大企业、大项目不可，才有了上述战略选择。所以，归根结底，改善投资环境才是海南再次繁荣之源。
因此，这次繁荣是健康的繁荣，不是转移财富，而是创造财富。无论是新兴工业、热带高效农业，还是以休闲旅游为支撑的旅游房地产业，都既不“炒作”也不“倒卖”，实实在在为国家宏观经济拾遗补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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