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叶公超自小就学画兰，稍长画竹。十多岁时，曾在北京从汤涤学画。他写兰颇得赵子固笔法，赵是宋末元初表现出最强烈的对异族不屈服气节的画家。对中国文人写竹的历史他更是了如指掌，他对文与可、梅道人、夏太常、文征明等都很有研究，认为宋元以来文人画竹实为抒发胸中灵气。他说凡是受外人压迫而个人心情不愿服从压迫，就特别喜欢画竹，所以竹子可以说是反抗压迫的象征。
兰、竹相随了叶公超一生，他在教授生涯中也时有落笔。
叶公超笔下的空谷幽兰、淋漓墨竹浇的更是胸中之块垒。从松江路到“龙山拓园”，再到“水晶大厦”，他先后给自己的书房起名“友多闻斋”、“寒之友斋”、“影婆娑斋”等，让人不禁遥想起当年水木清华的“竹影婆娑室”。
“怒而写竹，喜而绘兰”，他写竹的时候远多于绘兰的时候，借以排遣心头的痛苦与愤懑。他自己说得很清楚：
书画不会得罪人，又无损于己，是最好的养性方法。当一个人拿画笔的时候，世俗杂事都在九霄云外，宠辱皆忘，更不知凡间有痛苦和烦恼。
1962年，他和高逸鸿、黄君璧、陈子和、姚梦谷等画家组织“壬寅画会”，共同切磋，时相雅集。
1966年，1977年，叶公超的书画作品先后两度在香港展出，一时轰动香江。可惜两度他都未能躬逢其盛。香港画界曾予以很高评价，黎心斋说：“写竹至难，公超之兰竹得梅道人、顾定之、夏昶风规。下笔时又果胸有成竹，故竹叶兰香，清气迫人眉宇。至其书法沉厚中有静致，结体严谨中而灵活。”刘秉衡说：“叶氏所写墨竹，挺秀出尘，有飘然洒落之致。”黎晋伟言：“公超之书画，有才人之笔，书卷之气跃然纸上，其所写书画多寄意之作，重精神而不重形态，所谓‘胸中有丘壑，纸上无俗尘’者是也。”王世昭说他的书法上溯王羲之，中及鲁公，下至米颠、东坡。
他自幼临摹褚遂良的字帖和魏碑，写得一手好书法。在南京，他曾勉励陆铿，“要继续好好写，中国人特有的修养，也是门面之一。”
他笔下的兰竹也是以书入画，将褚的笔法带入了画里。当别人向他讨画时，他常会说：“我的字也不错呀。”写好字，他自我欣赏：“还不错吧，至少写得很直，没有歪。”
有人说他的书画清新而不落俗套，有着浓郁的书卷气，这一切和他潇洒脱俗的生活态度有关，“他那自然自在、忘怀得失，不论在朝在野，无时无地，莫不如是，大有超然物外的逸趣”，属于“典型的书生本色”。他从来不是政客，而是大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生当转型、易代之际，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而出入国门，以他一流的“王者英语”与世界各国政要觥筹交错，意气风发。退而在野，则以传统的中国书画自娱，俨然是长衫飘飘的文人。
1966年，他应邀主编《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艺术篇》，亲自撰写了《结语》和《六十年来之中国绘画》，对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艺术批评的重要与独立等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他说，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可惜现在的社会不能培养艺术家，甚至提供有抱负的艺术家适当的工作环境。他认为，古人在书画方面为什么成就卓越，能千古流传，主要原因是当时大半的艺术家有皇帝或贵族供养生活，能一心一意为艺术而艺术，问题是没有独立性。社会进入工业化之后，如果能把部分资金用来支持艺术，使艺术本身不用去敷衍官方或有钱人，那样艺术才能独立。他说，“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认为过去老套的艺术批评全是捧人的。有的批评，非但不能帮助艺术家，反而压制他们的创作力，这是不管用的。
他晚年时，书房中挂的是他指定何怀硕画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何怀硕深情地回忆：
尤其令人感动的公超老师把晚辈如我当朋友看待，使你在光风霁月中与天光云影共徘徊，慢慢忘却了由敬谨而生的拘束。老师是卿相犹是布衣，是饱经沧桑的老人犹是赤子。与他相识相知的人，永远感受到他那元气淋漓的生命热力，使你化卑怯为勇气，从悲观迷惘中而生积极进取之心。而且，他使人自然领略到平等自由的人格尊严，因为，在他心目中，王侯与寒士无所轩轾。
四
叶公超年轻时就喜欢打猎，到老仍盼望到非洲丛林中施展身手。在南京，在杭州，在美国、西班牙、苏格兰等地狩猎，曾有不少斩获。到台湾后，他也猎到过野猪、野鸭。1968年旧部陆闰成到台湾看望叶公超，回想起1954年，他和美国“大使”蓝钦等结伴到花莲、宜兰围猎山猪，在关渡淡水河打水鸭，在第几兵工厂射击场作长枪手、中美友谊赛的豪情逸兴，感慨不已。他与白崇禧、孙立人等都是猎友。他虽然喜欢狩猎，却志
不在“得”，见到乖巧的野鸭涉水而过，他往往狠不下心扣扳机。
他闲而狩猎，却讲猎品。60年代时他说：“对打猎的人说，猎品是顶重要的，比如行猎时，不可以射杀雌的、幼的。就像孟子所说的‘数罟不入池’，意思是说，在充满杀机中，也须存一份忠厚的好生念头。”
他感而赋诗，他的诗寄托遥深，所谓“诗言志”也，其中以题竹的居多。“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饱经风霜节愈坚”等都可看做是他自道生平。“蒲风吹绕紫葡藤，飘落红尘岁几更，不辱人间烟火物，俗缘容易佐长生。”这是他题“紫茄图”。“广寒宫里觅仙踪，不染胭脂见玉容，微步凌波闻鼓瑟，一番萍水一相逢。”是他题水仙。
“但得托根清净土，天寒勿写最高枝。”“灵斋夜坐寒之友，隐隐西风动至情。”“枝枝叶叶见幽情，辜负春光碧玉生，卷起湘帘吹梦境，夜来风雨变秋声。”“江风翠竹湘妃瑟，谷月幽兰楚客诗。”“无限清怀纸上生，竹竿抱节石藏贞，故家乔木今何在，梦里纵横见落英。”这些都是他的题竹诗。
他所画的雪竹尤其“不胜故国山河之感”，他题雪竹也每多好诗，如“研碎冰花图雪竹，世情淡薄此心寒”；“历劫不挠君子节，画中自有岁寒姿”等。
1962年秋天，他游野柳归途，想起十年前签订《对日和约》时，同事郭则生曾步当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诗原韵，寄诗一首给他。前尘如梦，往事如烟，他感慨万千，忽有所感，即以原韵写下了这首诗：
黄帽西风白马鞍，登临却笑步为难。
归林倦鸟知安稳，照眼斜阳未觉残。
欲借丹霞弥往辙，不因险乱心坛。
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与游人夹道看。
日本人想以高价买一幅他手书的这首诗真迹，他坚决拒绝了。
1969年7月21日，人类登月成功，举世庆祝，他却认为科学破坏了“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情，作七绝一首表示异议：
登月人归佳话多，何曾月里见嫦娥。
举头望月明如旧，对月无言且放歌。
“故国烽烟隔海看”，故国山河也常在他的梦里，阮毅成回忆杭州旧事的《三句不离本“杭”》出版后，送他一本，他连夜读完，并赋诗一首：
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赠，一夕读尽，益增异地怅望乡邦之思。
一篇说尽临安事，山外青山楼外楼。
展卷凄然怀故迹，年年望断是神州。
他早年在美国、英国亲聆现代诗人佛洛斯特、艾略特等的教诲，早在爱默斯就出版过英文诗集，在诗歌方面有着非凡的造诣，可是回国之后，他几乎不再写诗。晚年他写的都是旧诗。但在中国新诗史上，他却占有重要的地位，不是以诗，而是以他的诗论。
1973年11月11日到17日，“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在台湾举行，主题是“弘扬诗教，促进大同。”大会专门安排了4次全体会议，每次讨论一个题目，其中11月13日下午由叶公超主讲“诗与画”。他说这个题目不如叫“诗在画中的地位”更为恰当。中国诗和西方诗起源的时间差不多，虽然中国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的长篇史诗，但《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地位也是相当高的。他说山水画是中国画的骨干。大约11世纪，大部分的中国画中都有诗味表达的特点，一幅画可能表达的是一个风景，也可能是一首诗。在画上题诗成为必要的一步。这是诗与画的第一层关系。画家可能把前人的一首诗配在自己的画中，用来衬托自己的观念或意境，这是第二层。古人讲究诗、书、画三绝，任何好的画几乎都是如此。他感慨现代的画家有很多不是诗人了。
1974年6月23日“诗人节”前夕，“第一届中国现代诗奖”举行颁奖典礼，主持人余光中请叶公超为颁奖人。多年以后，当时去接他的青年诗人洛夫还记得，那一天细雨霏霏，通往天母的途中一片泥泞，山回路转，山腰上，一片青翠之中，“龙山拓园”在望。叶公超出来开铁栅门时，身后跟着两条如狼似虎的大丹狗，他的住处院子很大，花木茂盛，却疏于整理，阶前落叶遍地，有些荒凉意味。
那天叶公超在致辞中，从白话诗谈到现代诗，从徐志摩谈到艾略特，中外诗坛掌故，如数家珍。他的音调缓慢而苍劲，娓娓道来别具韵味。他说：“诗人之所以写诗，是因为内心有一种冲动的情感要表现，这种情感，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社会的，有感之后才有所发。”他坚持“诗的语言必须有节奏性”，他认为“诗的语言不是直截了当的，诗的语言包括视觉的意义，感觉的意义和听觉的意义。”
他没有准备讲稿，没有什么客套话，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不带一个英语单词，颇像老友西窗剪烛，煮酒叙旧，引人入胜。洛夫送他回家的路上，他问起诗坛现状、喜不喜欢徐志摩，读些什么书、有没有出版诗集等。
第二天，洛夫寄了一本诗集、一本评论集给他。半个月后他回信：
洛夫吾兄：
天母邮递较慢，你的诗集《无岸之河》和评论集《诗人之镜》昨天才收到，多谢你。《创世纪》还未到。
前几天你雨中陪我回家，又告诉了我许多关于新诗的近况，都是我不知道的，好像上了一课，更多谢你。
祝你好。
弟叶公超7月9日
五
1961年年底，叶公超请刚从日本来的新闻界老友乐恕人叙旧吃饭，提出了有趣的三条件：一、不上馆子，在家里便饭；二、没有大鱼大肉，只有家常小菜；三、午后二时起，要睡午觉，恕不奉陪。那时，他住在一间独立门户的旧房子里，客厅、餐厅、卧室全在二楼，有男女仆人各一。乐恕人请他谈谈人生进入中老年后，对于处世养生的道理。他边吃边谈：
现在这种局面下，人到中年以后，是非恩怨特别多，谈到处世养生，我觉得有几项事值得注意。
第一，最基本的，要对自己的生理情况充分了解，不妨把生理卫生这类书籍，重温一遍。明白了身体各部的机能，你才会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哪些事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不可以去。这是最基本的，没有健康，一切免谈。
第二，要有听而不轻信的辨别力，这就是避免甚至除掉是非恩怨的关键。
第三，一个人要有两类好朋友，一类是可以谈肺腑之言的，一类是可以对生活有实际帮助的。自然，二者兼而有之，那最好不过，可是又非常不容易。
第四，有一个宗教信仰，对人生比较有益。他说自己现在是不进教堂的老基督教徒，十几岁就教于圣经班，可是到现在对任何正派的宗教都不反对。信仰宗教有两个好的影响，一是给人一点悔过、安慰和寄托。再则是劝勉人们为善，做好事。
70岁生日时，他说人老之后有“三怕”：一怕病；二怕不能吸收新思想；三怕失去青年朋友。针对“三怕”，他许下“三愿”：一、要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二、要不停地吸收新思想、新观念，使自己的知识日久常新，不致跟时代脱节，并不致被目为落伍；三、要结交新朋友，尤其要结交年轻朋友，使自己生活在青年中，永远保持青春活力和情趣，并进而使自己心理更新。
为此，他每天都要锻炼身体，从事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每天都要浏览中外新书，以增长见闻。对青年朋友，他更是热爱有加。虽然他不愿回想过去的辉煌，但他偶尔也会和他们兴冲冲地谈起当年的政治外交，以及对时事的看法。青年作家阮文达在《春秋杂志》写“阮氏春秋”，他很喜欢，主动送作者一幅字、一幅画。几年后，阮的《随缘随笔》出版，寄赠他一册，他马上回了信。可是他晚年记忆力大减，过了七八个月，他以为还没有复信，所以又写了一封信：
文达先生：你去年五月送我的《随缘随笔》，我于收到后，因一时忙于搬家，最近又在枕边发现，才想起还没有多谢你，盼你原谅。你也许不知道，我也是经常以你的专栏为调剂生活的读者之一，而感觉愉快者。多谢你的书，以后还希望不会忘记再送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