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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
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文革”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文革”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学者,多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文革”动乱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无论对17年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有一点是为人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从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17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者本身尝到了苦果。首先,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学毛著、背语录成为时髦,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再者,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60年代上半期,整个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对尔后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雷锋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而“文革”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的一代青年学生,早在学校时期已不甘寂寞。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等人发表的抨击“旧教育制度”的几次谈话,很快在部分中学生中暗暗流传,其立论的新鲜大胆,使青年人的心激动难抑,他们中的敏感者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平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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