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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什么
“坦率地说,目前的争议还相当肤浅”
《不高兴》看上去是用极具杀伤力的标签式主题,去引人激辩的。
书中的目录、标题可见一斑:“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西方人的自以为是,是被我们惯出来的”,“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而对知识分子的鞭挞,表现为对社会上充斥的“浑浑噩噩”进行强烈批评。作者们还痛责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丁学良、崔卫平、朱学勤、余世存、宋鸿兵、马立诚、王蒙、王朔、李银河、周孝正等“当红精英”,批判“失败主义”、“万金油式的明白人”、“抖机灵的文化施虐”……
如此指名道姓直截了当,被追捧或谩骂可想而知。
从平面媒体到网络,对于书中观点的反应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新浪网的专题区域中,力挺派夸《不高兴》重拳打击了崇洋媚外者,见证了中国人的血性,给了中华脊梁们一剂强心针;质疑派则请作者们不要动不动就高姿态地擅自代表中国,认定作者们表达的是大目标的心愿,实质是小国民心态的典型表现,判断《不高兴》提不起人们的精气神儿……而偏激之说、“投机”的怀疑则在一开始就充斥各处。
事实上,一如13年前《说不》引起海外舆论强烈关注并产生轰动的新闻效果,《不高兴》在今天再次吸引了海外媒体。《联合早报》、《时代周刊》、《经济学家》、《泰晤士报》、《金融时报》、《世界日报》、《亚洲周刊》、《日本产经新闻》等上百家报刊登载了相关文章,只是相比13年前,外电的态度多了一些温和,甚至显现出的根本就是担忧,诸如“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等。
对于争议,记者在作者们身上看到的也是截然不同的反应。宋晓军“没觉得有很大范围的争议,很多老百姓知道中国还没有航空母舰,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本书,也不会看这本书。”倒是国际社会反应快而广,出乎了宋晓军的意料。
而王小东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表示,《不高兴》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西方在综合国力对比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仍然要寻求西方的理解和接纳,但不再是一面倒地讨好、逢迎、跟西方接轨,西方国家也要理解中国的观点和情绪,不能动辄教训、打压或围堵中国。
对于各种非议,黄纪苏有些不屑:“中国社会仍处在利益高度分化、思想高度分裂的剧变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涉及社会关系本质的话题都不可能不引起争议。但坦率地说,目前的争议还相当肤浅,很多人还没读这本书就痛心疾首了。他们为我们缝制了‘极端民族主义’、‘极左’两顶帽子。这帽子我们戴着不是桄荡就是开线,但推辞不掉。他们拳头虽然打向我们,打中的却仅仅是他们粗制滥造的帽子。”
张小波则坦率地说,并不认为作者们的观点偏激,只是大家把经过长期酝酿、认真思索的成果十分鲜明地亮了出来。但是相对于今天孔老之学、养生保健、饮食化妆等图书占主流的状况,“这本书稍稍有些与众不同,引发一些争论很自然,但社会需要这样的争论,社会应该允许各种言论存在。而说到底,一本书不能把整个中国怎么样。”
记者手记
想点事情有什么不好?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曾一度陷于凌乱的困惑。书中的文字一会儿让人振奋一会儿让人摇头,认同处很多,反对处也不少。采访不少人多听见“偏激”一词,开始时频频称是,后来琢磨着,一本表达观点的书,没有所谓偏激岂不才叫真怪?况且,一本书的出版发行本就属于公共事件,它产生的影响也必然是公共的,而阅读是个人体验的事,人之珍馐我之毒药的情形,谁人能够奈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用了“冲击力”这个词,他以为就是这“冲击力”让很多事情更加桌面化了,“让人们更加明确地去看待中国的大目标问题、中华民族的认同感问题等等,是好事啊!”
策划人张小波说,《中国不高兴》要不带偏见地仔细阅读,才能真见作者们的心肠,而这令人多少有些担心的是,围绕《不高兴》争议的热潮究竟能持续多久,因为能够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而且又有谁能知道,今天《中国不高兴》的表现,会不会在不久之后的日子里,变成人们嘴巴里的娱乐性事件?
获知作者们又如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一样各忙各的去了,在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中,除了稿费(版税形式),这些绝对都不属于既得利益者的人们,似乎更愿意做点自己认为该做的实事,宋晓军又开始在他的博客上撰文继续呼吁发展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了,宋强作为一个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还将在北京和重庆两地奔走,继续一个在北京租房的北漂族的日常生活。问及著名语词收藏人黄集伟会不会把“不高兴”采了去,他笑说:还没这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