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蕊分香，燕泥破润，暂寒天气清新。帝里繁华，昨夜细雨初匀。万品花藏四苑，望一带，柳接重津。寒食近，蹴踘秋千，又是无限游人。”

　　这是宋词《恋芳春慢》的上阕，“蹴鞠秋千”四个字，就是早年民间娱乐的写照。除此之外，民间还有“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这样的龙舟竞赛，也有“海燕未来人斗草”这样的斗草消遣。

　　传统的娱乐消遣，包括曲艺也好，戏剧也好，上一期都已经为读者做过解说。然而到了近代，当西方文化以各种形态涌入中国的时候，很多外来的娱乐方式也出现在百姓们的生活中。许多今日看来已颇为寻常的消遣，在百多年前，却是这个城市里最为奇特的“西洋景”。

　　“一个城市的娱乐生活状况，其实是反映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学者周俊旗对记者这样说道。几年前，他曾完成了《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一书，在其中曾专门对天津的娱乐生活进行了研究。

　　周俊旗说，西方艺术和娱乐形式进入天津的娱乐生活，是在天津开埠之后。而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民国成立之后，西式娱乐逐渐在天津形成潮流，开始时集中出现在租界，后来逐渐影响、扩展到了天津的很多区域内。在传统娱乐活动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同时，新式娱乐的出现，也让天津人的日常生活变得多样化起来。

　　电影院紧跟好莱坞

　　电影既被视为“第七艺术”，也同样是一种娱乐方式。比起文学、绘画等，它的“全球化”速度可谓是最快的。1895年法国人拍出了历史上第一部电影后，没几年它就风行欧美，而早在1900年，天津就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建于1918年的光明社(今光明影院)

　　周俊旗介绍说，根据史料记载，1900年法国人詹姆士·威廉在天津拍摄过一部影片，而此前在天津的法租界内，法国百代公司经营的“老天丰舞台”还曾放映过短片，长约十分钟左右。

　　早期电影都是无声片，放映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情节，远不像现在的好莱坞大片，倒是更像纪录片，包括风光、猎奇等内容。1906年，天津的第一家电影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这个电影院在当时的法租界，即今天的滨江道一带，被称为“权仙电戏院”。从“戏院”二字，似乎能看出国人对电影的认知，仍与传统的舞台戏有着一定的比较。当时放映的片子，多以“外国杀人刑法”“天津洋人跑马”这样的内容为主，而且在放映的过程中，还穿插很多歌舞表演。

　　周俊旗说，当时电影在天津的影响并不大，主要是因为票价过于昂贵。如权仙电戏院的票价或为1元，或为1.5元，而当时订一个月的报纸只需6角，所以并不是大多数人能担负得起的，只有西方人和少数华人才会去看。直到民国以后，当电影院逐渐增多，票价下降，观影的人才多了起来。

　　如今的光明影院，就是在民国年间出现的一个公众性影院，起初名为“光明社”，曾号称“华北第一影园”。根据当时的《大公报》记载，光明社宣称“皮黄不敢望影，昆梆焉能并匹，引吸人心倾向，完全独树一帜”。皮、黄、昆、梆都是传统艺术，从这个“望尘莫及”的评价中，可见当时人们对于电影的好奇与热衷程度。

　　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电影院的兴盛地也几度变换。虽然“权仙”出现最早，不过在上世纪20年代初，南市附近的“新明”与“皇宫”两家影院最为红火，后者甚至设有电扇，备有咖啡、西点，一度令前往那里观影成为一种时尚。

　　而在上世纪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法租界劝业场一带的电影产业又风光起来。除了光明社外，“明星”“新新”“春和”等影院先后出现，形成了“影院群”。

　　在同一个时期，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完成了电影工业的最初发展，成为普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制片中心从美国东部移到了西部，好莱坞成为日后影业霸主的局面，已经初露端倪。如格里菲斯、卓别林这样的电影大师开始步入黄金创作期。在这样的背景影响下，美国电影也成为了院线中的主流。不过国产片也并非没有市场，1927年“新新”上映一部名为《人面桃花》的电影时，出现了盛况空前的观影热，九点多才放映的电影，七点已有大批观众在场外等候了。

　　1927年有声电影在美国问世，此后电影与大众的距离被拉得更近了。而天津影院与好莱坞各大影片公司之间的联系也变得紧密起来。当时明星影院一家就拥有派拉蒙、米高梅、环球三大公司的放映权，新新影院与二十世纪福克斯有合作，而春和影院也会播放米高梅与哥伦比亚公司的片子。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当时，美国最新的片子，最迟不过半年，就会出现在天津的电影院里。不管是卓别林，还是嘉宝和秀兰·邓波儿，都有一大批天津“粉丝”，可谓家喻户晓。

　　周俊旗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民国年间天津最繁华的时期，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天津电影的放映也达到了一个高峰，使得电影成为了当时天津人娱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体育活动不“简单”

　　民国年间，天津也有一些与体育健身相关的娱乐活动，影响最大的一是赛马，一是回力球比赛。

　　赛马源于马会的成立，但起初英国马会在天津出现时，禁止华人入内，直到华商马会成立后，华人才能入场看比赛。每到赛马季，报纸上都会有大量版面刊登广告和相应新闻。同时，赛马过程中的摇彩票这个环节，也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周俊旗说，当时的彩票种类很多，在每场比赛前出售，由于利益丰厚，导致作弊的现象不断出现。包括马夫、骑马师在内的业内人士也几乎都被牵扯进去，与各种势力相互勾结，在马匹、赛程等许多环节上做手脚，骗取投注者的钱财。摇彩票的盛行，甚至对当时天津的社会风气都有极大影响，因此而陷入悲剧者大有人在。

　　与赛马相同的是，回力球比赛其实也是以竞技为名，行赌博之实。周俊旗说，赌博者主要是一些富贾、下野军阀以及其家中的女眷等等，很多人不惜一掷千金，但多数算计不过操盘的人。

　　其实回力球本是来自西班牙山区的一种游戏，最初是以峭壁为墙，向墙上击球，后来演变为在特定场地上掷球、接球的一种运动项目。1931年，由于上海回力球场开放后颇为赚钱，所以当时的意大利驻华公使和驻津领事就萌生了在天津开办球场的念头，并于1934年将其建成，一度成为当时市内最有“派”的建筑。

　　晚上去逛游艺园

　　民国时期的天津人，有一种极为有趣的夜生活方式。它多现于夏季的租界内，从傍晚开始，直到白天结束，这就是游艺园。

　　天津租界里最早的游艺园创始于1917年，名为“大罗天”。此后近十年时间里，“神仙世界”以及知名的“张园”等游艺园也先后出现。

　　不过这类游艺园的概念，和现在人们所见的以大型器械为主的游乐园并不一样。“游艺园实际上是夏季纳凉的夜花园。”周俊旗说。

　　这种游艺园更像露天的文化宫，设有京剧和杂耍表演，还放映电影。为了让人们消暑，游艺园内一般都有冷饮，同时还备有西餐供游客食用。周俊旗介绍说，由于天气的原因，这种游艺园每年只能经营三四个月，而除去雨天，实际的营业时间甚至不到三个月，所以“包场子”的人一定要挖空心思，想出赚钱的名目。而由于游艺园以表演性质的娱乐为主，于是很多名角就成为了游艺园主青睐的对象。当年一度走红的坤伶碧云霞就在大罗天上演过连台本戏。

　　而除了游艺园外，还有一些更热闹的娱乐方式，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成为潮流，其中包括马戏、杂耍、魔术等等。

　　当时日本马戏团的演出最为轰动，除了走钢丝、钻火圈等常见表演外，还有颇为新鲜的“飞车走壁”，就是由演员驾驶摩托车在大圆筒中骑行——这个圆筒不像今日是用金属制成，而是由竹片搭建。

　　民国年间，传统戏法和西方魔术表演在天津也很流行。1936年，当时著名的丹麦魔术师邓脱曾来到天津演出，早先日本魔术师天佐师也在今日的人民剧场一带演出。周俊旗说，表演的节目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抛扑克牌，魔术师把牌扔到台上后，牌能直立不倒，甚至还能让牌悬空移动，令观者咋舌。

　　民国年间交际舞盛行

　　天津人大多知道小白楼，却未必知道它还曾有一个绰号：俄国城。这个称呼的由来，是源于十月革命之后，许多俄国人到天津做了侨民，并在小白楼一带开设了商店、饭馆、酒吧等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圈子。

　　“俄国城”是一个颇具复杂意味的称呼，但小白楼地区的商业、娱乐业即在这种带有西方风格的背景下发展起来。据周俊旗介绍，当时小白楼的娱乐业主要是电影院和舞厅。为天津人熟悉的北京影院的前楼，早年就开有圣安娜跳舞厅，而影院北侧也有一家舞厅，只是规模略小。

　　民国年间，天津的各个租界里出现了很多舞厅，大多附设在百货商场、饭店里。国民饭店中的安琪儿舞场、原日租界中的屋顶舞厅——巴黎舞场等等，都属此类。

　　舞厅的出现，伴随的当然是跳舞风气的兴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天津出现了跳舞热，交际舞盛行，对于当时妇女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早先天津的一份杂志《妇女月刊》曾刊文记录了舞场的热闹景象，其中写道：“津埠盛兴跳舞，擅舞女士，无不出尽风头。每值晚灯甫上，衣香鬓影，翩若游龙，万头蠕动……”文章中还说：“迨夜五更，兴尚未阑，钟鸣三下，方始归去。”这几乎是通宵嬉乐了，虽然如“万头蠕动”等话语不无夸张形容，但舞场的热闹劲儿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