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盛夏的一天，一艘炮舰和两艘商船来到了中国，炮舰上有一位英国人，他叫马戛尔尼，英国的特使，要到北京去觐见乾隆皇帝。

　　这是一次被日后的历史学家反复讨论的觐见。历史总是在偶然中积累下必然的变化，两百多年前的那个夏天，马戛尔尼和他的英国使团成为了一个变数，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未来。

　　整个过程中最令后人感兴趣的，就是马戛尔尼对乾隆如何行礼，是按照中国的礼制行三跪九叩大礼，还是按照西方的方式。

　　最终事情以马戛尔尼单膝下跪得到解决，然而中英两国之间的诉求、差异，都在这争议中暴露无遗，并成为此次觐见的主旋律。

　　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提出了放宽贸易限制、设立使领馆等要求，被清廷回绝。这个结果留下了很多猜想，假如当年英国得到的是肯定的答复，大清帝国究竟会走上怎样的一条路，令人好奇无比。

　　拒绝归拒绝，双方在礼数上还算周到，马戛尔尼给乾隆带来不少礼物，但其中有一件令皇帝很不爽，那是一个有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据说乾隆感到了英国人咄咄逼人的架势，为此特地嘱咐各地海防，要小心这些西方客。

　　然而事情没有按照乾隆预想的那样发展下去，清廷积弊已经无可挽回。马戛尔尼在离开之前曾丢下一句话：“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果然，47年后，大清还是没能挡住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彻底改写了这个东方帝国的命运。

　　马戛尔尼当年乘船抵达的地方，就是天津的白河口。他也许不会预料到，数十年后西方人的到来，将给天津这个城市以怎样的刺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天津成为北方的中心。军工、工矿企业在天津先后建立，水雷、轮船器械、电线等新鲜事物陆续出现。

　　洋务派的目的之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光从西方引入技术还不够，必须要有人能操控、制造这些东西，于是对本土人才的培养被提上日程。而培养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办学。于是乎，数千年来传统私塾、书院一统教育界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式学堂破茧而出。

　　这些出现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学堂，大致可分为三类：军事技术学堂、专门的军事学堂以及外国语学堂。而到了1895年，天津更是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开近代大学教育的先河。在中国从传统教育向新型教育模式转换的过程中，天津的近代教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回顾这些学堂的历史，也是一段文化的再审视之旅。

　　天津军事学堂多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天津还出现过一些专业性非常强的学堂，其中不少和军事有关。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天津就建立了机器局，主要工作就是生产军火，除了普通的子弹、枪支之外，还生产水雷，所以在1876年，机器局内部就自设了电器和水雷学堂，记者查到的一些资料称，这个学堂“选募生童”，请人“教练一切，制成各种水雷”，显然是又学习又生产。

　　在1902年，天津还成立过北洋军医学堂，校址就在今天的河北区黄纬路一代，第一期的几十名毕业生全被分配到了北洋军队中担任医官。而此后几年时间里，如日中天的袁世凯在天津陆续创办了陆军小学堂，马医、军械学堂，以及讲武堂等等，全部为其下辖的新军服务。

　　此外，有一些学堂所培养的人才，虽然主要以为社会服务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仍与军事有着紧密的关联。比如电报，看上去虽事关通讯行业，然而洋务派显然意识到了它在战争中的实用价值，因而很早就在天津建立了北洋电报学堂。

　　本来这个学堂只打算招收一期学员，甚至一度考虑停办，不过由于从天津架设到上海的电报线路，让人们尝到了甜头，很快便架设了几条新线路，导致人才急缺，因而学堂改变了原计划，扩大招生，一直办了二十年，直到庚子事变停办为止。

　　海陆两军学堂之始

　　“全体水手，前甲板列队！”

　　而后，邓世昌走到致远舰的船头，下达了撞沉日舰吉野号的命令，在他身后，是在风中飘摇的黄龙旗。

　　这是电影《甲午风云》里最悲壮的情节之一。

　　黄龙旗是清朝的国旗，不过在此之前，它曾作为北洋水师的军旗。这支舰队曾被清廷视作建立近代国防的重中之重，每年划拨数百万两白银作为军费。一度，它也被视为“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然而终于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黄龙旗未能再在海上飘扬。

　　天津与北洋水师之间渊源颇深，在今日的东局子一带，当年就建有一所北洋水师学堂，它建立的目的就是满足正在扩建的北洋水师的需要。

　　1874年，日本企图侵占我国台湾岛，令清廷上下极度震惊，不得不再度重视起边防事宜。此时朝内分为两派，掀起了“海防”与“塞防”之争，后以前者胜利而告一段落，建立海军的事宜被提上日程。

　　后来清廷决定，将全部精力投入在北洋水师的建设上，短短十年之内，就从英国和德国订造了十艘战舰。舰队的迅速扩张，令指战人员匮乏的问题暴露。起初政府从福建船政学堂调拨了一批人，邓世昌即是其中之一。但是由于北洋水师在国土之北，与南方距离太远，调拨不易，而且福建方面所来学员，多以驾驶、造船见长，并不懂作战，于是当时洋务派的主流人物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在北方建立水师学堂，而最终校址就选在了天津。

　　1881年，北洋水师学堂成立，成为我国最早的军事专科学校和海军军官学校。

　　天津建卫之初，就与军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近代学堂在天津的兴起，也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在北洋水师学堂成立四年后，北洋武备学堂也在天津建立，它堪称“中国陆军学校之始”——这也使得天津在近代中国海、陆两军的军校历史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两所学校的命运轨迹几乎完全一样，均在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华而停办。不过，在短短十余年的存世期间，它们先后培养了诸多人才，如黎元洪、张伯苓、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均从其中毕业，尤其是武备学堂，几乎“造就”了后来北洋政府的绝大多数军阀，影响了民国初年中国的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