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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 案
曾延毅旧宅
常德道1号
特点:常德道1号,为罗马柱式的欧洲中世纪风格3层楼房,坐西朝东,建于上世纪30年代。正门有退台式圆台阶,扇形遮雨檐,上为2楼圆阳台。整幢楼规整严谨,又不失活泼精巧。
曾延毅(1892—1964),字仲宣,湖北黄冈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炮科毕业。1920年任山西督军公署少校参谋,山西陆军第四旅营长、团长、旅长。1929年阎锡山就任平津卫戍司令时,曾任天津市警察局长。后任军职。1938年离职在天津英租界科伦坡道东头一所楼房内(现常德道1号)寓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文史馆馆员,于1964年去世。
“站长虽然在本地安了好几处家,但始终与原配太太住在旧英租界常德道1号那所大宅子里,所以他对世俗的礼节非常重视,经常对手下讲,纲常就是一切。”
这是小说《潜伏》原著中的一段话,文中提到的“旧英租界常德道1号”,就是现今位于天津五大道的常德道1号。不过,现实中的常德道1号并非国民党军统天津特务站站长的居所,而是爱国人士曾延毅的故居。在这里,曾经上演过一出真实版的“潜伏”。
小洋楼
掩护地下火种
站在常德道1号门前,虽然外墙和栏杆都有些斑驳,但这座三层小楼依然显出几分大家闺秀的风采。楼前一株几乎与楼等高的树上开满了灿烂的小白花,院子四周的植物伸展着枝条从栅栏里钻出来,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绿色的嫩芽。那抹新鲜的绿色在乍暖还寒的春风里显示出勃勃生机,一如六十多年前活跃在天津的地下党组织,虽身处黎明前的黑暗,却依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1948年,为了配合天津解放,在常德道曾有两处地下党活动阵地,其中之一便是常德道1号。
其实,早在1945年秋,天津地下学委领导就已经决定,把天津常德道1号曾宅作为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的一个活动点,因为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当时是一名进步学生,一直积极投身在学运斗争中。此时的曾延毅早已赋闲在家,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对女儿的民主进步活动,他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从此,曾宅里常有学生出入。这些充满革命热情的进步学生以聚会的名义,在这里畅谈革命理想、宣传党的政策,同时交换情报、为迎接天津解放制作宣传材料,完成了许多地下工作。这一切,都是在曾常宁的房间里悄悄进行的。由于曾延毅的特殊身份,从没有人怀疑过这座三层小楼里正在燃烧着红色的火种。而对女儿的所作所为,曾延毅全部知道,但这位开明的父亲选择了三缄其口。父女俩在家中只要交换一个眼神,就能做到心照不宣。
1946年夏,国民党当局逮捕进步学生,为保护耀华学校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党组织安排他们住进了曾宅,并最终从这里顺利奔赴解放区。天津解放前夕,南开大学地下党刘焱把一台地下印刷机运到曾宅隐蔽,并带来不少宣传品。所有这些无不得到曾延毅的默默支持与暗中帮助。
为和平解放北平出力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让这座古城免受炮火涂炭,世人皆知傅作义、傅冬菊父女俩功不可没,却不知天津的另一对父女同样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就是曾延毅和曾常宁。
曾延毅和傅作义是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还是把兄弟。抗日战争以前,他一直跟傅作义任军职。1929年至1930年前后,傅作义任天津市警备司令期间,曾延毅曾是警察局长。直到1938年,曾延毅退职后在上海和天津治伤、养病,才没再任职。由于他和傅作义之间的特殊关系,平津解放前夕,为了保护天津和北平少受炮火,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亲自部署,让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做父亲的工作,希望他能帮助争取傅作义。
据曾常宁回忆,自己当时只有21岁,在父亲眼里还是个孩子,如何做父亲的工作?这让她着实费了不少脑筋。开始,曾常宁只是试探性地把新华社广播的重要消息、社论等记录下来,念给父亲听。曾延毅总是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后来,曾常宁叫父亲和自己一块儿听新华社的广播,曾延毅也没有反对。父女俩坐在收音机前,听着来自党中央的声音,听到全国即将解放的消息,渐渐的,曾延毅的心里起了微妙变化。
过了几天,曾常宁见时机成熟,就对父亲讲明了自己的任务,想让他和从解放区来的王甦同志见面。曾延毅同意了。
此后,曾延毅多次与王甦会面,把傅作义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因担心自己不足以说服傅作义,又推荐了自己和傅作义的老师刘后同老先生。他说:“傅作义对刘后同非常敬重。”
于是,为了和平解放北平,曾延毅多次找刘后同商量,两人一起给傅作义写信,还一起去北平见过傅作义。自从1938年退职后,曾延毅从未找过傅作义,这是仅有的一次。
曾延毅与刘后同的努力为争取傅作义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加之傅冬菊的作用以及全国解放形势的压力,最终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为天津解放搜集情报
1948年9月,受天津地下党学委的指示,曾常宁开始利用父亲曾延毅在军界的社会关系,搜集敌情材料。
曾常宁回忆,有一次,国民党塘沽专员崔亚雄来津,到曾宅临时借住。趁崔在客厅会客的工夫,曾常宁悄悄打开了他随身带的公事包,发现里边有一份《咸水沽兵力驻扎表》。她急忙把上面的内容抄写下来,再将文件原样放回,然后轻手轻脚走出房间。刚回到二楼自己的卧室,她就听到了崔上楼的声音。她将抄件折成小方块,藏在了家中楼梯中间的一处护墙板的缝隙中,不久设法转给了组织。
为了从崔亚雄身上了解到更多塘沽一带的敌军情况,曾延毅经常留他在家中住宿,这样,曾常宁就可以通过父亲更加密切地关注着崔的一举一动。一天,一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人带着一张长卷图纸来曾宅找“崔专员”,曾常宁的直觉认为,那卷图纸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就示意让父亲多加注意。晚上她去找父亲,从父亲口中得知,那张图纸就是“塘沽城防图”。她欣喜若狂,急忙让父亲讲述图纸的内容,自己用纸笔记了下来。写好后,还是折成小方块藏在那个护墙板的缝隙里,很快转交给了上级党组织。
就这样,父女俩冒险搜集到的军事情报为解放天津做出了贡献。不久后的1949年1月15日,天津顺利回到人民的怀抱;两天后,塘沽也获得解放。当曾常宁听到胜利的消息时,她忍不住高兴得跳了起来。
相机记录光明一刻
常德道1号东侧,相隔衡阳路与之紧邻的是民园体育场。当年攻下天津后,解放军曾在此地集结。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凯捷给记者展示了一张摄于天津解放当日的照片,这张显示解放军在民园体育场集结情况的照片正是由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亲自拍摄的。
1998年冬天,时任市委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处副处长的王凯捷在北京拜访了已经七十多岁的曾常宁,听她讲述了拍摄这张照片时的激动人心的一幕。
1949年1月14日上午,解放天津的战役正式打响。15日下午3时,正在家中做迎接解放工作的曾常宁听到外面的枪炮声逐渐稀疏,她抑制不住兴奋之情,打开二楼的窗户向外观望,正巧看到解放军列队进入民园体育场集结。她马上回房拿出相机抓拍了一张照片,随后又爬上三楼抢拍了第二张照片,将这历史性的一刻永远地定格下来。专家支持金彭育记者巩胜男记者崔跃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