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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道”上的名人故居，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几经易手，现在的居住者或使用者与当年的房子主人几乎没有丝毫关系。但颇为难得，赵以成故居至今仍为私家住宅，二层小楼里面居住着他的两个儿子。而记者的采访，第一次完完全全在小楼里进行。
档 案
赵以成旧宅
常德道69号
特点：英格兰别墅式二层小楼。拱券形大门入口处十分新颖别致。楼体墙面为部分清水砖墙，部分水泥断块。原建筑楼下设计为饭厅、客厅；楼上为卧室、起居室和书房等。室内铺菲律宾木地板，中世纪的拱券形砖砌壁炉也很精美。后院宽敞，有甬道、花坛和葡萄架，环境幽雅宁静。
赵以成(1908-1974)，字泽如，福建漳州人。1929年获北京燕京大学学士学位，1934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留院任普通外科住院医师、神经精神科研究员及脑系外科住院医师。1938年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深造。1940年回国后任协和医学院讲师。抗日战争时期在京津私人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天津和北京医院建立脑系科、神经外科和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神经外科创业骨干人才。被国内外誉为“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文革”中遭受迫害因癌症去世。赵以成曾当选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的协和医学院同样闯入了日本人。一大批协和名医离开医学院来到天津，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进入恩光医院，一部分人成立了天和医院，还有少数人开起了私家诊所。而早年的常德道民园西里，曾经有一家协和名医赵以成、汪培娲夫妇开的私人诊所。1947年，赵大夫夫妇举家搬至常德道69号，楼上居住，楼下看病的生活在这里继续着……
爱国医生的“赵氏”版本
由于此前已经写过很多位协和名医，如金显宅、张纪正、方先之、施锡恩等，因此“名医爱国”似乎成为了那个时代协和医生的一种共同特征。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出国深造后都婉拒了外国医疗机构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救死扶伤。青年时代的赵以成，与他的协和“师兄弟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
1934年，赵以成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毕业不久，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件“喜事”，与同是协和毕业生的汪培娲举行了婚礼。婚后第三天，这对新婚夫妇便踏上了返回福建漳州老家的行程，开始了他们的“蜜月旅行”。赵以成的父母希望儿子和儿媳能留在漳州工作或者留在家乡开业行医，但赵以成夫妻更愿意留在协和继续深造。
在协和做住院医师，其实是大学毕业后的一次“再深造”，只有经过这种严格的训练和实践，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协和医生。两年的外科住院医师任期，赵以成先后到神经科、病理科、骨科、泌尿科、耳鼻喉科、精神病科等科实习，为他以后从事神经外科奠定了基础。1937年他发明了胃肠道无菌吻合新技术。1938年，赵以成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神经医学研究所深造。
蒙特利尔神经医学研究所由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潘菲尔德(P.W.Penfield)任所长。这位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成为赵以成的导师，而赵以成不但广泛学习了神经外科的有关理论知识，还在导师的指导下，成功地研制出用特制胎膜防止粘连的新方法，后来他又将这种胎膜技术用于神经吻合修补手术。当这种新方法的有关论文在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医学界的轰动，也受到世界许多神经外科专家的重视。赵以成显示了中国人在医学领域的才华，蒙特利尔神经医学研究所为此特发给他该所研究员证书。
中国医生屡屡在西方医学界创造奇迹，也一次又一次上演着眷顾祖国谢绝挽留的故事。1940年元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赵以成谢绝了研究所和潘菲尔德教授一再挽留的美意，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在回程中，他特意绕道美国，考察了美国八所神经外科中心，对国际上神经外科的发展有了更广泛，更直接的接触和了解，同时也更坚定了他回国创办中国神经外科的决心。
创办中国人的神经外科
赵以成回国，是因为他一心想要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神经外科。但是面对混乱的时局，和人们对神经外科的误解，赵以成一时间很难将事业开展起来，甚至一度的家庭生活来源都主要依靠妻子的诊费。
赵以成长子赵克明一语道破：“那个年代，中国人对西医的外科治疗刚刚接受，但还没有了解到神经外科。在普通人看来，我父亲做的手术是拿着钻头和线锯‘开脑袋’的事儿，旧社会的中国人，谁敢让人家动自己的脑袋呢？所以那时候我父亲的病人并不多，还要治些普通外科病人，倒是我母亲看妇产科、小儿科，有很多的病人，家庭收入也一度主要依靠母亲。”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赵以成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医疗大队，负责救治脑外科伤员。从朝鲜战场回来不久，赵以成主动放弃了私人门诊，到朱宪彝创办的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担任了脑系科主任。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神经外科，终于在赵以成人到中年时，悄然起步了。他心情激动，表示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办好脑系科，使之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医学机构。由此，天津也被医学界公认为时中国神经外科德“发源地”。
这一年年初，苏联专家阿鲁秋诺夫访华，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中国建立和发展神经外科医学。阿鲁秋诺夫参观了总医院的脑系科，并且观摩了赵以成的手术。结果这位苏联专家对天津总医院脑系科的工作很满意，并对赵以成倍加赞扬。阿鲁秋诺夫觉得自己无需留在中国，因为赵以成完全可以创建并发展中国的神经外科。返苏前阿鲁秋诺夫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在首都北京建立神经外科专门机构的建议。周总理亲自批准了这个建议，并决定将这个机构建在北京同仁医院，由赵以成来负责筹办。从此以后，赵以成经常往返于京津两地，由于操劳过度，几次病倒。
此时，天津的总医院和北京的同仁医院都建立了脑系科，但赵以成认为还远远不能满足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应该再建立一所专科医院。1958年，以神经外科为主的综合性医院——北京宣武医院终于落成。一年后，中国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宣武医院内诞生。卫生部任命赵以成来担任宣武医院的院长和研究所所长，在他的带领下，研究所内逐步设置了神经解剖、神经生理、神经生化、神经病理，组织培养等研究室，为科研教学和临床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也为新中国的神经外科事业奠定了基础。
给李克农将军做手术
赵以成与周总理有一段不解之缘。他在世的时候常说：“知我者莫过于朱(宪彝)教授，识我者乃周总理也”。周恩来对赵以成的信任，不仅源于赵以成举世公认的精湛医术，更源于赵以成妻子汪培娲与邓大姐的一段同窗之谊，她们曾同为“五四”天安门的请愿代表。
“周总理很信任我父母，因为我母亲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邓大姐一起搞革命，对于我父母的政治倾向和爱国热情，是毋庸置疑的。”赵克明告诉记者。天津解放时，解放军到部分市民家中休息，赵以成家客厅的木地板上曾经满满地坐着解放军战士。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决策期，李克农将军因为过度劳累晕倒造成重型脑外伤而昏迷，生命垂危，以至于将军的家属开始着手为他准备后事了。周总理点名让赵以成亲自为李克农救治，并且指示“一切听赵大夫的”。周总理的这句话给了赵以成无比的信心，在他的精心治疗下，李克农转危为安，两人因此结为友好。那次以后，赵以成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多次为元帅、将军、司令员、部长等领导治病，总理每次都是那句话：“一切听赵大夫的”，蕴含了无比的信任。
1965年海军战士麦贤得在一次海战中身负重伤，弹片击中头部，神志恍惚，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将舰艇安全驶回，中央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麦贤得虽然经抢救保住了生命，但是由于他脑部伤势过重，他的意识、语言及动作都未能恢复正常，并有脑脊液渗漏。中央派赵以成飞赴广州为麦贤得诊治，对他进行了颅内脑脊液渗漏修补术，后又把残留在麦贤得颅内深部的一块弹片取了出来。以后在医院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和治疗下，麦贤得病情得以明显恢复。
“文革”当中，赵以成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强迫在医院里劳动，打扫烟道。1969年他在强迫劳动中出现便血，医务室按照慢性肠炎治疗。半年多的拖延，使他病情逐渐加重，通过造影确诊他患上的是直肠癌，并且已非早期。汪培娲只好将赵的病情汇报给邓大姐和周总理。在总理的直接过问下，赵以成住进了北京日坛医院，在李冰院长(李克农女儿)的精心安排下，为赵以成做了手术。赵以成手术后仍坚持讲学与会诊，甚至还给一位农村姑娘做脑转移瘤手术。但天妒英才，1974年9月，赵以成病情恶化，新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走完了他66岁的人生。专家支持金彭育记者马樱健摄影记者蔡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