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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士兵大叫着:“马骏出来!”见我们仍稳如泰山,便用枪托乱打,但大家仍手挽手坚持着。此时日已西沉,一天水米未进,加之暴晒和枪托乱打,身体虚弱的我终于支撑不住突然昏倒了。待我清醒时见到邓站在病床旁,她细心地照顾使我热泪盈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温暖和感激。
汪培娲(1904-2005)字炼天,祖籍山东泰安。早年就读河北女师,后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留任该院妇产科工作,曾获妇产科特等荣誉奖。1956年,遵周恩来总理嘱托,辞去公职,专门协助其夫赵以成大夫创建神经外科工作。曾任天津市一至九届政协委员,1979年成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第一位女馆员。
1904年,汪培娲出生在安徽宣城的一个仕宦人家。她的祖父名叫汪宝树,清末进士,历任安徽庆云、广昌、饶阳等地县知事。后任天津知事,直至二品天津道台。汪宝树从政清廉,拥护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一生刚直不阿,深得百姓爱戴。她的父亲汪昭昀,字季岚。曾在南开中学半工半读,因品学兼优,受到校长张伯苓的赏识。毕业时,张伯苓曾准备送他去英国留学,但为侍奉父母,他放弃了留学的机会。汪培娲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正直清廉、爱国爱民的家风熏陶下长大的。
保护马骏她被枪托打昏
汪培娲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河北女师)时结识了邓颖超。汪培娲在十三学级,是学级中年龄最小的学生。邓颖超在十学级,同样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这个年龄最小的师姐,非常喜欢性格开朗,头脑灵活,手脚麻利的小师妹,带着她参加各种学生爱国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天津学生闻风而起,在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领导下,于5月16日成立学生联合会。刘清扬、马骏任正副会长,邓颖超任宣传队长,汪培娲是宣传队员。女师同时发起妇女爱国同学会,刘清扬、郭隆真任正副会长,邓颖超任讲演队长,汪培娲又是她的队员。汪培娲满怀爱国之心,虽然只有十五岁却从不顾及个人安危,与邓大姐一起上街入户进行演讲。汪培娲不仅自己跟着邓大姐,还每每带上自己年仅9岁的妹妹,姐妹俩一起宣传演讲。
1919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汪培娲在内的21名学生代表,赴北京和那里的学生联合一起游行。队伍沿路演讲并高呼口号,马骏几次发表演讲。请愿学生在天安门前等候了很长时间,中午天安门突然大开,让学生代表们进去。院中的草地上长满了杂草,几个士兵走来走去。突然有士兵喊道:“谁是马骏?”同学们这才意识到,原来是要逮捕他。所有的同学立刻设法掩护马骏,让他坐在一块半人高的大石头前面,汪培娲和另一个同学则站在马骏的前面,其他人又围在汪培娲的外围。不久,中间门走出一队士兵,手持带有刺刀的长枪,一个士兵大叫:“马骏出来!”见学生们仍稳如泰山,便用枪托乱打。一天水米未进,又加上内心无比愤恨,暴晒和乱打,终于将一向身体虚弱的汪培娲打倒。也不知道昏迷了多久,汪培娲忽然感觉到身边有个人正在轻轻喊着自己的名字。她睁开眼睛,邓颖超正端着水杯站在病床前。温暖、感激随着泪水一涌而出,邓颖超从此一生都挂念着培娲小妹。
遵总理嘱托甘做“三无”工作
在协和读书期间,汪培娲与同窗好友何碧辉(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总医院院长)住同一间宿舍。何碧辉的表弟就是赵以成,他常常去找表姐聊天,当时还没有想到,自己的爱情种子竟然在这里开始发芽了。
赵以成性格很内向,尽管常常去看表姐,但却从来没有跟汪培娲说过一句话。恰巧这一天,何碧辉不在,汪培娲出于礼貌给赵以成沏了一杯茶。腼腆的赵以成一言不发,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汪培娲自尊心大受伤害,觉得赵以成是个不懂礼貌的人。最初的误会给了他们进一步了解的机会,将近一个世纪前的爱情与今天的感情戏如出一辙。这一天,腼腆的赵以成鼓足了勇气向汪培娲求婚,却遭到汪的一口回绝。汪说要把自己的二妹介绍给赵,但赵认准了汪,再不要第二个人。执著男生的苦苦追求,终于打动了才女的芳心。1934年赵以成从协和毕业后,这段“姐弟恋情”终于揭开了新的篇章。
婚后,这对夫妻生活得很幸福,并育有一女二男。他们互敬互勉,携手奋斗,严谨治家,共同在医疗战线奋斗了几十年。
汪培娲在医疗业务上是一个技术精湛的好大夫,在家里是一个得力的贤内助,一个严格教育子女的母亲。赵克明觉得,自己的父母是“慈父严母”型。“我母亲管教孩子多一些,要求也很严格。不许挑食,吃饭不准掉饭粒,家里的东西坏了,自己动手修理等等。父亲不爱说话,身教多于言传。”
上世纪五十年代,赵以成为开创我国神经外科医学事业多方奔波,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塞。因他接连患病,周总理于l956年指示汪培娲放下妇产科工作,做赵以成的私人秘书和专医专护。汪培娲自称这是无职、无权、无钱的“三无”工作。从此,无论赵以成走到哪里,汪培娲就陪到哪里。汪培娲的旅费、食宿费全部自理,从不花公家一分钱。平时除需用公笺外,一切纸张、笔墨、邮费等花销也全自付。除在生活和医护方面无微不至地关怀外,她还负责抄写和整理中外文稿、信件、发展规划等案头工作,常常是赵以成前半夜写,汪培娲后半夜抄。赵以成的福建方言很重,一般人听不懂,汪培娲每每这时,又事先充当翻译,纠正赵的发音。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看到汪培娲的所作所为,就觉得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笑谈。
赵以成1974年去世后,汪培娲又生活了三十多个春秋。她寄情于书法绘画、诗词歌赋,晚年充实而平静。但在她心里,对赵以成的思念,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待到玫瑰花开时
前几年,总有游客不停地按门铃,希望进到赵大夫家的小楼里面“参观”。赵克明是神经外科专家,时常要为病人做大手术,游客们的好奇心实在让他休息不好。于是,他跟有关部门商量了一下,把挂在院门外面刻着“赵以成旧居”及简介的大理石标牌摘了下来。揣着好奇心的游客不再按门铃,但摘掉了牌子的小洋楼却平添了一种神秘感。
一位外地游客好奇地问:“这院子里面是不是一个小教堂?”
——不,不是。不过,它曾经的主人,却的确与教会有一点点的关系。
这幢楼原本的主人姓夏,是一对从事教育的姐妹。赵大夫回忆,“夏氏姐妹在家中一个教英文,一个教钢琴,而她们的姑母据说就是圣功中学的校长。”圣功中学,即天津新华中学的前身,它的第一任校长是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的夏景如。这位夏校长擅长古汉语知识,爱好古典诗词。她本人是天主教徒,但从未在师生中传教。夏校长一生办教育,终身不嫁,在她的影响下,圣功中学的很多女教师也终身未嫁,这也影响了她的这一双侄女。
“夏氏姐妹也信奉天主教,由于终身未嫁,所以姐妹积攒了一些积蓄,便拿出钱来盖房子。这幢楼,按照她们当时的设计,楼下是客厅和饭厅,楼上是两间卧室,对于姐妹二人居住,已经相当舒适。姐妹两人很喜爱这幢房子,使用中也注意精心保护,虽然住了很多年,但地板、装饰等仍像新的一样。1947年,夏氏姐妹准备出国定居,临行前希望将她们珍爱的房子转卖给一户同样懂得珍惜的人家。百般挑选后,她们决定把房子卖给赵以成、汪培娲夫妇,因为这对名医夫妻不仅医术精湛,女主人汪培娲更是名门闺秀。她们相信,这一户人家一定会像自己那样珍惜这幢小楼。”赵大夫告诉我,夏氏姐妹以一种“友情价格”出售了房子,“现在已经不记得具体数目,但可以肯定一点,价格非常非常便宜。”
不知是墙砖坚实的缘故,还是菲律宾木具备了吸音的功能,一走进小楼,马路上的车来车往、嘈杂浮躁便立刻被隔绝开来,只剩下平静和舒爽缓缓地抚摸着心脏。
这是一幢被主人“溺爱”的房子。尽管日寇“钢铁统治”时期所建没有暖气设备,但它小而精致,精致到连门厅水磨石地面上的花纹都藏着主人的心思。那是一个墨绿色的标示,起初,我只是觉得它与某种乐器相像,后来想到了小提琴。那其实是一个音乐符号组合,与夏氏姐妹中弹钢琴的那一个恰好“吻合”。这个符号周围还散落了几颗不规则的“星星”,是寓意着“音乐的星空”吗?我不得而知,只觉得当年住在这幢小楼里的夏氏姐妹一定是浪漫有趣的人。
一楼的客厅和饭厅原本相通,赵大夫兄弟各自成家后,弟弟一家住在二楼,赵大夫住在一楼稍大的客厅。赵大夫告诉我,“不要以为小洋楼里的生活必然是宽敞舒适”,当一幢只供姐妹两人居住的小楼里挤下祖孙三代三个家庭时,并没有什么“宽敞”而言。原本被设计作为储藏室或“下人房”的一间小屋,在赵大夫的改造下变成了女儿的卧室,“住着不太舒服,她们就在这边亮一点儿的地方读书、做作业。”
客厅另一边,饭厅被隔成一间小屋,是赵以成夫人汪培娲的卧室。汪培娲在世的时候,是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第一位女馆员,也是津门著名的“百岁寿星”。汪女士的卧室仍保持她在世时的原貌,居室的墙壁上挂满了她的书法绘画作品。窗台下,是她的书桌,玻璃板底下友人的旧照轻易就把人的思绪带回半个世纪前。
窗外,是赵家的小院。“我母亲喜欢玫瑰,院子里面一直种玫瑰。现在光秃秃地没什么看头,等到玫瑰花开的时候,就好看了。”赵克明大夫微笑着告诉我。我忽然觉得仿佛眼前已经满是盛开的玫瑰,而花坛那边的窗下,一位百岁老人正在深情地凝望着这些花朵。她想起了自己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时候,原本抱定“终身不嫁”的信念,可是,玫瑰绽放的季节,她的心却被一个腼腆的青年悄悄偷走。
那是绵延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爱情!专家支持金彭育记者马樱健老照片由赵以成长子赵克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