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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还对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进行了跟踪审计,先后组织8000余名审计人员对1.3万个重建项目进行了跟踪审计,审计覆盖面分别占中央和地方投资额的60%和80%。截至2009年底,8家中央单位结存中央重建基金51.79亿元,灾区各级财政部门和使用单位结存298.63亿元。此外,还有58.19亿元重建资金被违规用于规划外项目、日常经费支出和归还欠款等;一些地方通过重复申报、重复统计人数等方式多申领重建资金2.41亿元,部分已用于项目建设或发放给个人。(6月24日 《京华时报》)
看这条新闻,心情“很矛盾”:既希望跟踪审计灾后重建资金不出现“问题”,又希望能够查出“问题”来。灾后重建资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拔款,这是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款,是一颗颗支援灾区重建的爱心,一份份深情厚意。从这个角度讲,谁也不愿意看到重建资金出现任何问题,点滴的问题都是亵渎爱心,都会影响灾后重建的进程与质量。如果审计结果是“毫无问题”,民众又会怀疑其真实性,怀疑其鉴别力、监督力,进而对审计的公信度与期待值下降。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是由政府主导,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现行体制决定的。针对有关“地震善款可能八成流入财政专户”的报道,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回应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王振耀说,纳入国库管理也有优势,比如捐赠使用都有审计,不会出现挪用。审计是“有的”,但还是出现了包括挪用在内的诸多违规问题,数额之大十分惊人。这是一种“衍生灾害”,危害性很强,伤的是全国人民的善心爱心。同时,“8000余名审计人员对1.3万个重建项目跟踪审计”,也付出较大的行政成本。
政府主导、主宰的慈善事业,会陷入“虚假繁荣”的怪圈之中,比如河南省荥阳市为了打造“慈善城市”,猛增1000多个慈善组织、5000多个慈善大使。由数字拼凑出来的“慈善城市”,自然会沦为慈善乌托邦。现行慈善体制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不仅发展缓慢,而且是在善款使用上也数次出现违规违法情况,在及时性上又慢半拍,政府的公信力也由此受到怀疑,用于监督审计的行政成本也是很高的。与此同时,民间的慈善力量与潜能受到体制的约束,成为“长不大的孩子”,永远是“配角”。形成了“体制性弊端”。这种“体制性弊端”靠体制内消除显然是“力不从心”,已有大量的、反复的验证,无需笔者赘述。
慈善体制也需要“灾后重建”。慈善事业的非政府特性,决定了慈善的生命力在于民间。早有人提出:在推动慈善事业发展上,“公退民进”就是对公民社会的“慈善”。公民意识的增强、公民责任的自觉、公民理性的成熟,都将是公民社会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力量。消除慈善体制性弊端,可以实现双赢。一是,政府逐步从慈善事业中“退出”,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节省更多的行政成本,做自己“有限责任”内的事;二是,让慈善根植于民间沃土,尽快长大。当然,在“转型期”,虽不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跟踪审计”,但需要有关部门的“跟踪服务”。作者:王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