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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复旦105周年校庆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该校杨玉良校长。他指出,一个大学校长必须是全校教职工的校长,不是新闻媒体的校长,也不是上级官员的校长。(6月22日 《中国青年报》)
“中国大学精神虚脱,成为就业服务站”、“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赢利手段”、“ 教授的功利主义,就是奔着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之类的批判性话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学校长对大学过度功利化的忧虑,而“校长不是上级官员的校长而是教职工的校长”观点,更印证了当下大学日益官僚化和行政化的痼疾。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学承载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使大学具有不同于其它机构的气质特征。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大学也难保持其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精神风貌。所以当社会上浮躁、急功近利之风日盛时,大学亦跟风而上。大学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但不能等同于社会,还要尽可能避免受到肤浅、功利的社会生活的影响,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和责任,保持自己的独立和操守。缺乏大学精神的大学必然会难以拒绝诱惑、难以坚持操守而随波逐流。功利的大学必然造就功利的师生,在笔者看来,我们应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审视中国大学精神虚脱的症状,以寻求救赎之道。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解构主义哲学代表人物德里达指出,现在全世界大学都是模仿欧洲特别是18、19世纪的德国模式筹建起来的,都要求大学的独立性与相对于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的自主性。大学的信念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都不同,它原则上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问题应该被独立地、无条件地提出来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的意见的地方。可以说,即使德里达手握“后现代主义解剖刀”,但对大学恪守理性与追求真理的内在本质依然充满敬畏之心。而反观当下的大学怪状,难道不能给我们足够的反思空间吗?
“校长不是上级官员的校长而是教职工的校长”对当今大学来说更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在内。曾有教授不无感慨地说“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这无疑是对校长成为上级官员“附庸” 不满,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下:“非上级官员的校长”,我们有吗?
在我国,用行政模式管理大学,用行政思维决策学术问题的状况已较为普遍,世俗化、庸俗化之风吞噬着清新自由的学术空气。今天的中国大学什么都关心——谈经费、谈位置、谈机构、谈级别,但是谈的最少的往往却是教育和学术本身。大学似乎淡忘了对真、善、美的心灵渴求。正是在如此嘈杂的社会化浪潮中,大学精神逐渐黯然失色甚至悄然失落。人们常听说有爱国精神、女排精神、企业精神、创业精神,却很少听到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大学精神。
大学是学术组织,本是常识,本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原哈佛大学校长普西曾指出,“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特别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让我们共同期待我国大学的回归,期待“非上级官员的校长”的出现吧。或许,这就是我国大学的救赎之道所在。作者: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