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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泼大雨中,矗立在董家大院中的耻辱柱是对日军暴行的无声控诉。本报记者 曹红蕾 摄
右一为朴永心。2003年,80余岁的她到董家沟慰安所进行了指认。
在修复董家沟慰安所过程中发现的慰安妇生活用品。
龙陵慰安所捐赠风波背后
正当南京利济巷“慰安所”遗址惨遭拆迁、有识之士奔走抗争并称赞云南龙陵为保护慰安所遗址所表现出的担当和奉献时,这所松山战役旧址之一的董家沟慰安所旧址,却因产权纠纷扯上了官司。
几年前,董家大院被捐给政府,经过修缮,将建立起世界上继东京、韩国、上海之后的第四所慰安妇制度罪恶展览馆,也将是世界上第一所在原址上建立的慰安妇制度罪行展览馆。
还未开馆,部分董家后人站出来说话:捐赠时未征求他们的意见,要索赔25万元的继承份额。“整个大院800多平方米,单是地价就值150万,更别说它的文物价值、旅游经济价值。”
有人责难:面对这样一个背负着国耻家恨的重要罪证,为什么不能表现得慷慨一些?有人支持:这是建立公民社会应有的私权意识。
“很难评论对错,这些价值观的汇聚交融,也许更体现一点:慰安妇血泪斑斑的悲惨遭遇,日军在滇西犯下的种种罪行,远征军的抗战功绩,正被人们一点点认知和重视。”著名历史学家苏智良说。此外,该展览馆由中宣部直接投资200万修缮,它也是国内第一个由官方设立的慰安妇制度罪行展览馆。“以往主要靠民间推动的慰安妇制度罪行声讨,现在政府开始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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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馆一角。资料图片 |
官司
2005年,3位老人将董家大院无偿捐献给龙陵县政府。次年,它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风雨董家大院
鞭炮声响起来,董家沟28号人山人海,有踩高跷的、有舞狮子的,看热闹的男女老少奔走相告:龙陵县4大民间豪宅之一的董家大院建成了。这是在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董桂鹤的大哥董元乾刚满1岁,母亲番石玉抱着他从缅甸回来庆祝。
89年后,在烟雨蒙蒙中,记者走进这所大院。这是民国时期“走马串角楼四合院”特色民居,占地842平方米,建筑面积367平方米,全院有大小房间30间。天井石板上的青苔诉说着它的沧桑和那段屈辱的历史。
大院系董桂鹤的爷爷董从龙、董腾龙兄弟俩用在缅甸做茶叶生意挣来的钱所建,董家数十口人在大院里生活、繁衍。直到1942年,日军侵占龙陵,董家人被迫逃离,大院被强占为臭名昭著的日军“慰安所”。
与此同时,缅甸全境已经沦入日本人之手。还在缅甸做生意的番石玉和丈夫只好带着4个儿子和4岁的小女儿董桂鹤,骑了4匹马,逃回国。本想回龙陵老家,但路上听说家乡有日本兵,只好转道去了距龙陵60多公里的象达。
1945年1月,日军被赶出龙陵,董桂鹤和部分亲人得以回到董家大院。随后,这个家族大部分人陆续去了缅甸谋生。直到1982年,番石玉离开人世时,大院里只有女儿董桂鹤一家。因这是“不齿事件”发生地,心有忌讳,董桂鹤一家在老宅旁建了自己的房子,于1990年搬出。此后,人去楼空的董家大院渐渐荒废了。
据董家家谱显示,目前,董家健在的元字辈,仅有董腾龙的孙子董元振(定居缅甸)、董从龙的孙子董元信(定居美国)和孙女董桂鹤。2005年,3位老人将董家大院无偿捐献给龙陵县政府。次年,它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11月,龙陵县政府向中宣部申请到200万元专项资金,修缮董家大院,欲将其建成慰安妇制度罪行展览馆。
老宅最好的归宿
董桂鹤说,当时捐赠时,就知道要建成展览馆,“这也是我们希望的,让政府保护起来。”“我认为,国家修缮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警示后代,是件利国、利民、利董家的事。这样,也算董家对国家、社会的一种贡献。”
2009年,正当董家大院修缮工作如火如荼进行时,董家另一个后人董淑静以强硬的态度站出来,称她是继承人之一,当时捐赠时并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伤害了她的感情,也侵犯了她的合法权益。
董淑静是董桂鹤的大哥董元乾的女儿,1949年4月在董家大院出生。她满4个月时,父亲就去了缅甸谋生,6岁时,母亲杨兆兰也去缅甸寻找丈夫。此后,只有董淑静和姑姑、奶奶住在老宅,相依为命。她们将多余的房屋出租,每间房每月1元的租金。“整个大院住着二十几号人,老老少少都有。也有政府安排的五保户,免费住。”偶尔也有人说,这个房子住过日本人、死过人,特别是水井里死过很多人,但董淑静觉得离这一切很远,并不害怕和忌讳,也喝井里的水。
1974年,结婚后的董淑静离开董家大院。“我总是经常回去看望奶奶。”她说,姑姑董桂鹤考上保山师范后,就离开家,在外地读书、教书,多年后才调回龙陵,这期间,赡养、照顾奶奶的重任就落在她肩上,也多次出钱维修过董家老宅。“我只是气不过,我这么一个董家后人,就住在政府门口,为什么捐赠时就不来问问我的意见?”“到现在,我还有一些私物留在老宅呢!”在向各级部门反映均未获得满意答复的情形下,董淑静将姑姑告上了法庭。
“不管她怎么告也告不倒我,政府会为我们做主。我们是无偿捐赠,问心无愧”,董桂鹤说,“现在(的状态),是这个房子最好的归宿。”
“公益捐赠侵犯了私权”
董淑静的丈夫黄炜表示,老宅作过慰安所,办一个罪行展览馆,他们非常支持,既可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可为龙陵的旅游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但爱国主义教育不能建立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 “政府的行为欠妥,不能强迫我们捐赠,应该给我们一定的赔偿。”以龙陵县2000元每平方米的平均地价,老宅单是地价就值150多万。“还没有考虑到它的文物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我们从轻索赔继承份额25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董淑静夫妇提到,董家大院原本有1200多平方米,董桂鹤占用了董家的菜地才建起了她现在住的房子。上个世纪90年代末,董元振就曾从缅甸回国,到省侨联告董桂鹤霸占董家大院房产。“他们是已经得到利益了,剩下的老宅,怕担负修缮的责任,才捐给政府。”
此外,当董桂鹤将房子无偿捐献给政府后,她的丈夫也不同意,多次到政府部门反映,称其多次维修过老宅,要求确认夫妻共有财产继承权,要求政府赔偿他应有的份额。后龙陵县政府补偿了他们两万余元的“修缮款”。
“私欲的驱使”
“境界不一样,没办法沟通,私欲战胜一切,没有一点奉献精神。”龙陵县委宣传部一名负责人说,“当然,各人站的角度不一样。我只能说不能用我们的价值观来评论他们。” “慰安所遗址,背负着国耻家恨,我们确是做了件利国利民的实事,把慰安妇制度的罪证完整保护起来,即便随着时间的推移,若有日本后人或者其他利益团体不承认这段历史,我们就能拿出铁的事实。”
龙陵县政府认为,董家的继承纠纷与县政府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据《合同法》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予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予合同不得撤销。
一名负责人表示,董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如果真要算下来,董淑静能继承的份额是很小一部分。刚捐献时她不提出异议,现在来争,一是因为房价上涨,现在龙陵的房价比保山市和芒市的都高,均价达到2000元每平方米。二是因为政府重建后,房屋价值提高了。“当时都要倒了,没有人愿意去住。”目前,董家的产权官司已在龙陵县法院两次开庭,法院尚未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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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前的董家大院破败不堪。资料图片 |
慰安所
日军从龙陵败退时,这里的慰安妇全部被日军枪杀或被投井、强迫服毒自杀。
龙陵最大的慰安所
大雨瓢泼,冲刷着董家大院天井里一根粗壮的“耻辱柱”。柱上印有东条英机、冈崎清三郎等日本战犯的名字,并用铁丝紧紧捆绑。“这是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在滇西犯下的反人道罪行,让子孙后代不忘国耻。”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大院门口,挂着十几个慰安妇的“艺名”。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被日军侵占期间,董家大院住着二三十名慰安妇。日本兵进大院前,手里拿着牌子,在门口排着队,“有时队伍一直排到龙陵大街上,大概有200米长。”
1942年,日军占领龙陵不久,四处搜寻“花姑娘”,糟蹋妇女。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其妻子,当着父母的面强奸其女儿,当着子女的面强奸他们的母亲……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七岁的幼女,都未能幸免。她们中的一部分被押到慰安所去长期供日军发泄兽欲。(据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作出的《云南省有关滇西慰安妇的报告》)
董家大院成了当时龙陵城最大的慰安所,还是滇西日军“慰安妇”的集训地。慰安所由一个叫阿云婆的日本女人管理,并配备一个名叫森山大实的军医,专门负责对“慰安妇”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院里还悬挂着当年的《慰安所规定》:本所限陆军军人及军聘人员入场,入场者应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入场者须登记并支付费用,下士、士官2日元,军官5日元,时间为30分钟;室内禁止饮酒;不使用避孕套禁止与慰安妇接触……
慰安妇斑斑血泪
宅子有两层,二楼即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罪行展览馆”。目前,大院修缮重建工作已经完成,等待最后的验收结束后,就可以开馆。馆内,陈列着印有日文的小刀、钱夹、茶具,慰安妇使用过的木梳、装化妆品的托盘、铜制脂粉盒等。这些物件,大部分是县文管所维修老宅时,意外发掘的。
“慰安妇的生活猪狗不如,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供十几个、二三十个日本官兵泄欲。”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她们被摧残得不似人样,常常被轮奸后再被杀害。据当地老人讲述,有两名从缅甸逃难到龙陵的侨民被诱骗到董家沟慰安所充当慰安妇,她们誓死反抗,被阿云婆捆绑起来,她俩一个叫阿木纳,一个叫罗飞雪。阿云婆告诉日军士兵,这两个女人属于赠予品,不用花钱买票,可随心享用,于是这两个可怜的女人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被10名喝醉酒的士兵残暴地实施多次轮奸,致使两人昏倒,任由摆布。后来,醉酒的日本兵开始对她俩进行毒打,并用各种硬器塞戳她俩的下身,最后有两个日本兵用两截竹筒插进她俩的下身后,用开水从竹筒中倒下去……第二天,慰安妇们早上起床到井中打水洗脸时,发现了两具惨不忍睹的尸体,被吓得怪叫。
日军还在董家沟慰安所对慰安妇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展览馆资料记载,一次,军医森山大实发现有5名慰安妇患有梅毒和不明病毒,竟决定对她们进行人体实验,用来研究疫苗。他将龙陵县城的阎某抓到慰安所,强迫他与患病的5名慰安妇发生性关系。第二天,阎某下身奇痒无比,日军又把阎的妻子赵秀娥抓到慰安所与其发生性关系,之后他们夫妻都感到下身不适,并开始流淌黄水,森山大实分别从他俩身上提取了分泌物。3天后,夫妇两人与取样的森山大实发生厮打,被双双刺死,肉被厨师剁碎了喂狼狗。森山大实认为自己的人体试验还没有成功,决定用狼狗继续做实验。他竟强迫患病慰安妇与狼狗进行性交。5天后,狼狗染了病毒,下身开始溃烂,森山大实从狼狗身上提取了样品,研究疫苗……供做疫苗实验的5名妇女,都是从芒市抓来的傣族姑娘。
1944年9月,松山、腾冲相继收复,11月龙陵光复。日军从龙陵败退时,这里的慰安妇全部被日军枪杀或被投井、强迫服毒自杀。据不完全统计,在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慰安所遍布20多个省市,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强迫成为日军慰安妇。中国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据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作出的《云南省有关滇西慰安妇的报告》)据苏智良等专家的调查,战后,一部分“慰安妇”成为幸存者,但是她们依然背着“军妓”的黑锅抬不起头,隐姓埋名,有的在寂寞孤独中死去……
罪证
尽管我国受害妇女和民间有识之士一直为讨回公道而不懈斗争,但日本政界至今还有人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
艰难追诉
董家沟慰安妇制度罪行展览馆单独开辟出一块来,叫作“艰难的追诉”。馆内陈列文字载:“我们郑重提醒日本政府:勇敢正视历史,真诚赔礼道歉,还受害者尊严,妥善经济赔偿。”
由于受害者“不堪启齿、不堪回首”的心理及日本政府刻意隐瞒历史真相等因素的制约,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罪行、起诉相关责任人、获得赔礼道歉和赔偿的行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启动。
尽管我国受害妇女和民间有识之士一直为讨回公道而不懈斗争,但日本政界至今还有人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日本政府仍拒绝为日军建立慰安妇制度和经营慰安所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日本政府认为,战后缔结的交战国双边条约已经解决,慰安妇个人无权得到赔偿。(据古月著《慰安妇何时能得安慰》)
“目前对日索赔,主要还是靠民间推动。”龙陵县委宣传部一名负责人说。国内研究慰安妇问题第一人、历史学家苏智良教授用了8年时间,寻找慰安妇受害者,调查了50多人,走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经过努力,受害妇女山西的万爱花第一个在日本开口控诉日军的罪行。这期间,他花掉积蓄数万元。在苏智良调查了两三年后,他已感力不从心,遍及22个省市自治区的慰安妇,靠他一人和家庭挖掘,显得势单力薄。1999年3月15日,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成立。苏智良聘请了60位调查员。该中心没经费来源,很多时候,是苏智良及几位专家自己贴钱。随后,他向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申请了一个地下室,建成中国第一个慰安妇制度罪行(资料)展览馆。
苏智良表示,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山西及海南等地,苏沪、湘鄂、冀鲁豫等地区也有分布,目前尚无政策性措施或体系来保护这些幸存者。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从2000年对幸存者进行捐助,标准为每人每月二百元人民币,但杯水车薪。
“有点遗憾”
2003年,80余岁的幸存慰安妇朴永心老人来到董家沟慰安所进行指认。她在滇西被日军拍下的裸体照片成了日本政府面对慰安妇问题时唯一不敢否认的事实。而此前,她先到了南京市白下区利济巷2号指认,那是她悲惨命运的开始,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慰安所遗址。
然而,刚刚得到指认不久的遗址,却惨遭拆迁的命运。在媒体、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拆迁行为总算暂停,但目前该遗址已人去楼空、成为危房。“拆迁公司不敢马上拆,现在就是拖着。”看到这个揭露日军重要罪行的慰安所就要被毁掉,苏智良说,“很痛心。”
今年6月,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在《“董家沟慰安所”的新发现》一文中写道:“就是在人们痛心疾首眼看着揭露日军最可耻最卑鄙的罪行的”慰安所“要被我们自己毁掉的时刻,祖国边疆一隅的龙陵县普通老百姓却把这幢建筑无偿地捐献出来,而当地政府明智果断地通过决议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并拨款保护和修缮。”
近日,听到董家大院因为产权纠纷扯上官司,捐赠者反目上公堂的消息,他感慨:“如果他们了解这所展览馆对民族的意义,也许就不会那样做了。”苏智良也说:“有点遗憾”,各人的价值立场不一样,他希望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
老人遗愿
慰安所展览馆特别“讲述”了李连春老人的故事。她是滇西唯一站出来为自己讨清白的慰安妇。李连春是龙陵腊勐白泥塘人,日军占领她的家乡后,她在割、卖马草的途中,多次被日军强奸。出嫁后因失过身被丈夫家看不起而出逃,途中被日军抓到腊勐慰安所当了慰安妇。被蹂躏一年后,在慰安所打工的同胞帮助下,她才逃出虎口。
几年前,她勇敢站出来,公开自己曾经遭遇的苦难,指认日军的罪行。不识字的她说:“我很穷很穷,我一生什么都没有。我最宝贵的是我的身子和清白,但是却被鬼子夺去了。我要到日本去,不是要钱,不是要名誉,我要的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我的清白。”因为种种原因,她没有成行日本,而在2004年1月10日,怀着莫大的遗憾去世了。
“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想方设法帮母亲完成遗愿。”李连春的女儿高玉兰对记者说,感谢政府修建慰安妇制度罪行展览馆,保存母亲被迫害的证据。“这是国家的灾难,我们希望得到民间团体的帮助,继续对日追诉,更希望国家出面,帮我们讨回公道。”她说。
正史
“活着的见证者越来越少了,通过展馆,告之世界,警示后人。”
野史“登堂入室”
“中央拨款200万修建展览馆,这是一个信号,慰安妇制度罪行研究和追诉已经引起中央的重视,不再是民间的小打小闹。”日军慰安妇史实专家、曾任保山市隆阳区史志委主任的沙必璐说,90年代初,政府、民间基本都不清楚慰安妇制,现在它已“登堂入室”成为“正史”,而不再是“野史”。“这么重要的意义,也许出来打官司的几名董家人还不明白。”她感叹:“这反映出,我们的国民精神教育还很不到位。”
苏智良教授告诉记者,类似董家沟慰安所罪行展览馆这样的展览馆,将不会是孤例。此前,中宣部专门开过会,要在全国建一南一北两个慰安所罪行展览馆,一个在云南龙陵,一个在黑龙江。“活着的见证者越来越少了,通过展馆,告之世界,警示后人。”他说,“在这样的重大历史真相探寻上,在对历史文物、资料的保护上,政府不应该缺位。相对朝鲜、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尽管我们做得晚,但也是越来越重视了。”
龙陵县委宣传部一名负责人说,无偿捐赠抗战遗址的情况很多,比如李鑫故居,这位革命先烈的后人把家捐给政府做幼儿园,政府专门开辟出一块地,做纪念馆。“那也是个大家族,也没说因为捐赠出现利益扯皮。”她表示,日军对国人的迫害,龙陵县是个重灾区,如今争取了国家的支持来修建这个日军罪行展览馆,“我个人认为,说明国家对这段历史是确认的,对中国远征军在战争中作出的牺牲是认可的,对日军犯下的罪行是严厉谴责的,这是国家的态度。”
老宅价值
学者们也许不知道,董家后人董淑静等不是因为不明白慰安妇展览馆的意义才主张产权,恰恰相反,他们很清楚这个意义,只是换了一个词,称之为“价值”。
董淑静的丈夫黄炜告诉记者,董家大院的慰安所经历,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在全世界都有名。“它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将来更是会升值的!也许到达几百万、上千万,相当于整个龙陵县几年的财政收入。”以前,他们家族就想过要如何来保护开发老宅的“历史文物价值”。但因为一个家族的力量太小,而且人员分散在世界各地,无力担此重任。
“现在被捐给了政府,由政府开发,也是好事。”他说他还向县政府建议,打造抗战文化旅游链条,形成一条全新的旅游线路。“慰安所的旅游价值不可估量。我们只是希望政府要尊重我们的那小部分私权,以诚恳的态度和我们协商。”
龙陵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董家沟虽然纳入抗战文化旅游,但不是可收费旅游项目,包括抗战广场和抗战博物馆,可以作为一个景点,但绝不会收门票,“没有任何的商业性质在里面。”
近两年,随着《我的团长我的团》和《滇西1944》等影视剧的热播,滇西抗战旅游也热起来,游客蜂拥而至。“但龙陵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沙必璐说,“像松山大垭口遗址,10桌以上的接待能力都没有。”
为尽快进行保护开发利用,2009年下半年,龙陵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对抗战遗址进行保护利用规划。松山战役遗址、董家沟日军慰安所旧址、惠通桥遗址、龙陵城区驻龙日军司令部旧址、驻龙日军军政班本部旧址等都规划在其中。目前,龙陵县城建局正在筹划建一个旅游小镇,有人提议在大垭口村设计一条街道、打造旅游小镇、建松山抗战纪念馆。这些景点将与腾冲国殇墓园、抗战博物馆联动起来,共同打造抗战文化品牌。
“保护慰安所罪行遗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经济、保障公民的私有权利,三者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苏智良说,“让人欣慰的是,日军在滇西犯下的种种罪行,远征军的抗战功绩,慰安妇血泪斑斑的悲惨遭遇,这些历史正被人们一点点认知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