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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彪博士从“出与入”——象牙塔与十字街头之间的徘徊和选择、“人与政”——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对待政治的态度、“学与政”——学术研究与介入社会的关系、“文与政”——文学创作与文化批评的关系四个层面多角度展开立体论述。鲁迅、胡适、郭沫若这三位中国现代文化巨人的知识分子观和他们各自的特征,在占彪博士条分缕析、追根溯源、反复推敲、仔细估衡的理论剖析中,就富有层次感地凸显出来了。
举两个例子,比如,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层面看,占彪博士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认为知识分子与政治永远是对立的和疏离的、否定的和拒绝的,所以,知识分子当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斗士”。胡适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又要设身处地地为政治出谋划策,并履行知识分子的批评使命,只不过其批评的性质是建设的,非破坏的,批评的目的是补偏救弊的,非剑拔弩张的,批评的态度是委婉的,而非鲁直的,所以,知识分子当是一个“哀矜敬慎”的“诤士”。郭沫若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投入政治的怀抱,为政治奔走,为政治效力,所以,知识分子当是一个“衔命持笔”的“战士”。
又如,我们注意到,这三个知识分子典型同时又是学术大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与政)成为又一个重要层次,从这层关系来考察,占彪博士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主张知识分子做一种“革命第一,学术第二”的“心系革命的学问家”,胡适主张知识分子做一种“学术第一,革命第二”的“疏离革命的学问家”,而郭沫若与他们不同,他主张知识分子做一种“服从革命的学问家”,那就是将学术与革命合为一体,并将学术改造成革命的利器,直接参与到现实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