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罗东宁、37岁的鲍中明、39岁的龚勇、40岁彭文忠……一个个反贪斗士因连续办案、过劳猝死的检察官,让人扼腕叹息。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同比分别增加1.4%和6.1%。

检察官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取得这些成绩的背后,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法制日报》记者近日深入贵州、浙江、安徽等地检察院,一探反贪干警的原生态生活。 　　　　熬夜出差连轴转成为常态

　　一个人可以多久不睡觉?

　　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检察院分管反贪的副检察长张应杰的最高纪录是4天4夜,整整96个小时。

　　当案子终于取得突破,他把犯罪嫌疑人送到看守所后,回家整整睡了24小时。被饿醒后,怎么也睁不开眼睛,不得不用手扒开眼皮,却被阳光刺得生疼。

　　除了熬夜,反贪检察官的另一项必修课就是出差。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胡斌曾办过一个案子,辗转8个省市,行程数万里,光在广东珠海就呆了一个半月。

　　他所在的反贪局有一个年轻检察官叫杜辉,有一次出差回来,发现几个月大的女儿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连轴转是常有的事。”贵阳市修文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杨晓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审查批捕权上提之后,承办人员需要在拘留犯罪嫌疑人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突破口供、通知家属、固定证据、寻找证人等必要工作内容,时限短,任务重,压力特别大。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曾做过统计,反贪局年人均加班300多次,几乎天天都在加班。

　　“干我们这行,加班加点办案是常事。”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余光升任职近3年,感受到了反贪干警的那份艰辛。

“只要一遇到大案、串案、窝案,办案人员没法不夜以继日、没法不废寝忘食。”余光升说,一个案件往往涉及十几、几十名犯罪嫌疑人,在短时间内需要向几十个甚至上百名证人取证。有些案件的证人可能在北京也可能在广州,为了调查取证,反贪干警们常常放弃节假日奔赴各地。跨地区跨国(境)取证、追逃、追赃,工作量增大,办案难度也明显加大。 　　　　抵御干扰需承受巨大压力

　　与高负荷的工作相比,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也常常使反贪干警们的工作处于一种高风险之中。

　　贵阳市检察院曾准备选调一些中层干部充实反贪局,却没有人报名。

　　“大家不愿来,我很理解。”胡斌说,身体上的辛苦其实算不了什么,关键是面临的心理压力太大,甚至可能会受到威胁或者打击报复。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嫌疑人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关系网密、保护层厚,办案的过程中,必须要抵抗重重的干扰和阻力。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王胜利说,在查办案件过程中,一些腐败分子为逃避或减轻处罚,利用金钱、美色等,想方设法拉拢腐蚀办案人员。此外,查处腐败案件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个别腐败分子采用贿赂手段达不到目的时,会采取偏激、极端的手段,对办案人员实施威胁、打击报复或人身伤害,这也是反贪工作职业风险比较高的原因之一。

　　“办案人员常常接到电话,要么是说情的,要么是恐吓的。”王胜利说。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杜辉曾查办过自己老家某市公安经侦支队支队长的案子。有人专门打电话告诉他:“听说这个案子是你在办。你父母、兄弟可都在这里,我们关系都挺好的,你看着办。”

　　张应杰算过一笔账,他每年要办5个人,20年就要办100人,这100个人每人至少有5个亲戚。县城太小了,办的案子都是熟人。“20年下来,人都得快得罪完了。”

　　张应杰说自己很孤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但又必须坚守这份寂寞,“我宁愿在检察机关呆一辈子。”

“有时也产生怀疑,觉得这工作里外都不是人。办不出案子,立案率低,你抬不起头；办了案子,揪出一个往往要得罪一大片。反贪干警面对的压力,绝不是单一的,有时候排山倒海地袭来。”王胜利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