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中旬，天津银行业同业公会会长王锡文以汉奸罪在上海被捕，一时轰动津城。南开校长张伯苓闻讯后，先后致函蒋介石和天津市长张廷谔，证明王锡文在天津沦陷时期的“守正不屈”。王锡文得以重获自由。

　　同年1月27日，张廷谔接到蒋介石密电：“据报该市银行公会会长王锡文，为人忠实朴直，在平津沦陷期间守正不屈，近闻有人欲加诬攀。希予注意，以免误会为盼。”

　　王锡文何许人也，为何惊动了蒋介石亲自出马为其讲情？

　　王锡文曾留学日本学习金融，1932年任金城银行汉口分行经理，1936年任金城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天津银行公会会长，1943年6月兼任金城银行总行协理等职。1944年3月20日，华北日本军部以查办“天津金融案”为名，将他连同交通银行经理方静如、天津中国银行经理林鸿赍等10余名天津银行界人士逮捕，拘押于日本宪兵队。审讯6个月后，因证据不足才将王锡文开释。同年10月，王锡文避居上海。从此，极少在公开场面露面。

　　1946年1月中旬，上海警方突然以汉奸罪将王锡文逮捕。因其素来热心公益，曾以天津银行公会名义在南开学校设立奖学金，而且在天津沦陷期间刚直不阿，屡次拒绝与日伪政权合作。张伯苓深知其为人，遂于同年1月28日分别致函蒋介石和张廷谔。信函称，天津银行公会会长忠诚朴直，热心公益，至老不懈。因我与王君素有往来，故“知之甚稔”。平津沦陷后，他以不合作精神抵抗敌伪，掩护爱国青年，并且南开学校留津工作的校友“亦多承其庇助”。因而曾被日敌宪兵定为反动分子，于1944年拘捕入狱，拘押6个月后获释。抗战胜利后，才得以“彰其潜行”。

　　张廷谔经调查得知，王锡文已在上海被捕，但其被捕原因不得而知。1月29日，张廷谔复致电上海市长钱大钧，请其对王锡文在沪被捕的原因及其详情予以调查，并“希予注意，以免误会”。

　　2月8日，钱大钧复电称，经查，王锡文于两天前刚刚来沪，稍做逗留后即乘机飞至重庆出席民生公司董事会。据报，王锡文现已抵达四川，寓居在张岳军处。至于所传其被捕一节，查无此事。

　　得知王锡文人身已得安全，天津方面对其是否曾在上海被捕之事也就未做追究。遂于同日复电张伯苓称：“王君为人忠诚，自当始终维护。特电复，请释念。”9日，张廷谔与副市长杜建时联名复电蒋介石：“本市银行公会会长王锡文，在市府并无人加以诬攀。谨复。”既然王锡文未曾在上海被捕过，天津方面也就否认了王锡文曾在津被人诬攀之事。其目的就是息事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