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翘尾因素，中国3月份CPI达到5%以上的概率很高。 4月6日起的又一次加息符合之前的市场预期，而展望4-7月，各月份CPI出现接近6%的数字，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后翘尾才将开始逐月回落，到年底中国CPI有望回落至4%左右的水平。

　　如果宏观管理层认为保持经济中积极的真实利率水平，对于实现资产泡沫的“软着陆”、抑制长期通胀的压力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的话，那么中国利息率有可能从目前水平再升息100bp (四次加息)，从而使得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4%的水平，这样年底中国的真实利率有望转正。但从中长期看，这还远远不够，至少应升息200bp以上，因为中国过去十年平均真实利率水平是1.33%。

　　利率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有待得到进一步认识。需要指出，地方政府即便是卖地的收入，也是借来的，开发商从银行融资买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楼市的杠杆主要不是加到家庭部门，而是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向家庭部门借钱的一个手段。

　　中国的地方政府或早已不堪重负。据监管部门最新的数据统计，至去年年底，中国最大的六家银行(包括国开行)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已经高达9.15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平台贷款余额高达12.5万亿元，负债规模或高达16万亿元。

　　多年来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从宏观上看也呈现出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游戏：现在来看，可能一个城市里并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人口，但是却已经开始修建地铁；没有多少住宅小区，却开始修建广场公园等基础配套设施。这一切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即未来中国经济如果仍将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地方政府未来将获得预期的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可能现在看来不是太挣钱的项目以后能够逐渐挣钱，现在看来不合理的投资未来也许会变得合理。

　　但是，假如土地收入回落，或者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政府仍需维持当前的支出水平，这个游戏将很难有圆满的结局。

　　判断泡沫是否存在很容易，但预测其何时破裂绝非易事。从理性的分析看，未来宏观决策层处理这一棘手债务的方式无非以下三种：

　　一是政府债务私有化，这是一种风险对冲的安排。央行前不久号召要积极推进平台贷款的证券化。把集聚于中国银行体系的宏观风险社会化一直是货币当局梦寐以求的事情。

　　二是要长时间保持低储蓄利息率，银行部门可维系长时间的利差，这相当于住户部门实质性给银行部门注资，如此，银行至少能够为未来可能的坏账率上升争取时间和储备应对的弹药，同时低利率也降低了政府的真实债务。

　　三是变现其他政府资产(将政府企业股权、项目收益权等注入平台)以偿付平台贷款，而这些政府资产本就应该是属于全民财富，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住户部门福利受损，因为未来给私人部门减税空间减少，住户部门会变相高成本地消费这些政府投资所提供的所谓公共品。有经济学家经常讲“我们是在做好事，我们不是在做投资，我们是在做未来的公共消费”。只不过这种消费多少有些强迫和高成本。比如京津高铁一年得亏上好几个亿。我们会花上数百亿元在某两个大城市之间再修一条高铁，为的是节省十几分钟的行程。

　　要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目前必须降低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而唯一的方式就是提高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但如果中国的家庭部门未来需要以低的收入增长和低的储蓄利息率为政府的负债继续埋单的话，经济转型的希望在哪里，经济再平衡的希望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