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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是在凌晨进入匈牙利国境的,我顿时有一种轻松感。这不仅是我访问的目的地终于到了,还因为匈牙利海关人员和边防军那种温和的笑容。他们只用三几秒钟检查了我的护照签证,然后报以亲切的一瞥。这跟八天前进入蒙古、苏联以及一天前从苏联出境时那种严峻的感觉不一样。
——那是1986年5月初,我平生第一次出国,到匈牙利执行文化交流任务。为此,我提前大半年就开始恶补外语;找来一堆跟匈牙利历史文化包括匈牙利事件有关的书籍;提前三个月就在指定的“红都”出国人员服装店做西装。而从北京站出发的那天早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所有领导都去送行,那场面隆重得有些悲壮了。
在一个月的访问期间,不止一位匈牙利朋友跟我说起,匈牙利民族和中华民族历史上可能是亲戚。
有一则著名的匈牙利民间故事《神奇的公鹿》这样写道:上古时代,有一个强大的酋长统治着亚洲中部,他的名字叫门罗特。他有两个勇敢的儿子——匈诺尔和马扎尔。一天早晨,两个年轻人带着100名随从到森林打猎,个个都箭无虚发,很快得到几百只猎物。第二天早晨,一只高大的雄鹿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惊讶不已。他们从未见过这样高贵的动物,更使他们惊讶的是当他们用箭射向它时,它非但没有倒下,反而跑得更快。猎人们紧追不舍,追出了森林又到了平原。他们从早晨追到日落,雄鹿忽然不见了。匈诺尔第一个醒来发现雄鹿就在远处。他赶忙招呼同伴策马再追。日子就这样过去,谁也分辨不清家乡在哪儿了。其实他们早就过了顿河了。猎人们非常沮丧,但匈诺尔却很高兴,他说,这地方比家乡好,我们留下吧!这天晚上,他们到达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地,红羽毛的小鸟和许多仙女正在翩翩起舞。猎人们被迷住了,匈诺尔大喊一声:让我们每人娶一位仙女做妻子吧!就这样,他们定居了下来,匈诺尔的后代叫做匈奴人,马扎尔的后代叫做马扎尔人,也就是现在的匈牙利人。
匈牙利的一些民俗学家都认为匈牙利民族是从亚洲中部,具体说是从中国西北部迁移去的。我要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现象是:1985年秋,我在北大时的学长、翻译过《聊斋》和元杂剧的匈牙利汉学家卡尔玛·埃娃到兰州访问,她发现居住在河西走廊的裕固族的民歌,其比喻、想象等手法同匈牙利民歌极为相似。埃娃还谈到,1984年匈牙利欧罗巴出版社出版了西藏民歌,第一版印了6千册,两天内销售一空,很快又加印1万册。试问这样的诗歌集如今在中国能印多少册?埃娃还告诉我,匈牙利传统民歌中就有情节几乎跟《木兰辞》一样的女儿替父从军的故事,这就更有意思了。所以,匈牙利民俗学家格外向往中国,尤其希望到中国西北地区考察。这也算一种“寻根”吧。而巧的是我在1992年秋到了祁连山下的裕固村落,尽管只是在一顶帐篷外,我见到的小伙子简直就跟在布达佩斯大街上见到的一模一样。还需要补充的是2002年初冬我到西伯利亚体验生活一个月,参观过新西伯利亚市的博物馆,那里陈列着许多原住民的实物以及照片,从照片看,原住民的脸型都跟内蒙新疆一带相像。
当然,匈牙利的历史学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要根据详尽的史料,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而匈牙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仅仅1千年多一点,那里面只说到匈牙利民族是从伏尔加河中游迁移过来的。
这里还要提一下语言。匈牙利语是小语种,在欧洲很特别。它既不属于拉丁语系也不属于斯拉夫语系,除开那些现代词汇同欧洲各国相同之外,它是属于芬—乌戈尔语系的独立语种。如今与匈牙利人最接近的民族是散居在亚洲鄂毕河流域的伏古尔部族和奥斯佳部族,人数仅几千人。那么我们也许可以问,这两个部族又是从哪里迁移过去的呢?再就是匈牙利人的姓名:同所有欧洲人不同,匈牙利人姓在前,名在后。这一点恰恰跟中国人一样。
到匈牙利的第三周我们去了离南斯拉夫很近的南方城市塞格德。在距它25公里处是马扎尔人最早定居和选出酋长的地方,那儿有第一任大公厄尔巴的塑像和纪念馆、按原貌保留的19世纪的农舍、渔人之家及小学。此地离蒂萨河河床不远,正在发掘一个墓葬。一群年轻的考古系的大学生光着上身挥汗如雨地铲土,而女大学生则个个穿我第一次见到的比基尼泳装。油亮健美的肤色真是让阳光也晕眩起来。我想,他们的发掘一定也跟匈牙利的历史有关。
要真正弄清一个民族的发源是极复杂的,它需要多学科的综合考察与研究。它涉及历史学(包括匈奴史、游牧民族史等)、考古学、民俗学、比较语言学、人种学等等。我相信,随着中国的更加开放,随着地球村时代的到来,会有一天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1986年春夏之交我在匈牙利居住和旅行了整整一个月。无论是在布达佩斯还是边境小镇,许多不相识的匈牙利人主动同我打招呼,请我签名,然后依依不舍地同我道别。我想,他们并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只凭着一种对中国人的朦胧又天然的感情吧。当然,后来去了不少素质差的倒爷,败坏了中国人的声誉,那是另一回事情了。
那年离开匈牙利的时候,我对匈牙利朋友说:究竟我们两个民族是近亲还是远亲,靠诗人文学家不行,得让科学家去做结论吧!这一代不行就等下一代。反正是亲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