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大批作家状告百度侵权，看来无偿盗用他人作品来赚钱，于法、于理是越来越吃不开了。

　　去年12月26日，忽接北京一位先生来电话，自称是光明日报社《新天地》杂志社的：“最近转发了您一篇文章，从有关方面问来电话打给您，请示知您的身份证号码及地址，以便寄稿费。”这有点像天上掉馅饼。一周后，果然寄来90元钱。这件事提高了我的“产权觉悟”。遂猛然想起，同样是《光明日报》办的某报，2009年11月5日5版以《冬天里盛开的一朵菊花》为题，转载了我发在天津报纸上的《傅冬菊二三事》一文，至今已一年多，无声无息。《新天地》打开了我的新天地。闲来无事，和《光明日报》驻津同事谈及此事，这位热心人立即给某报打电话查询，三个多月过去了，迄今毫无回音。这件事，颇像小品《卖拐》里范伟的名言：“同是一家子人，怎么境界就这么不一样呢？”

　　我们一方面认同“依法治国”，深知保护知识产权，人们才能呕心沥血搞创作，才有科学文化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却或作慷慨状不予计较，或慷他人之慨肆意侵权。这是“落落大方”的潇洒呢，还是“18世纪”的积习呢？如今，我国出版界习于靠盗版、翻印发财的老板们，在知识侵权上过去屡屡被老外、现在屡屡被国人抓住证据，兵临城下，这也是时代的一种足音吧？

　　春节饭局上听到一位朋友、原中央电台高级翻译尹元耀先生谈到，二十多年前他给香港商务印书馆编了一本大辞典，之后该馆每年给他寄来版税20万港元。他说，内地有一位同样也是编辞典的老先生，已去世多年，但，香港商务印书馆照样每年寄予不菲的版税。前面所谈，是一家报刊两个子报的两个境界；那么现在则是中国的内地与香港，在对待知识产权上，难道也是“一家人却俩境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