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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对“知识分子”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法国式的理解,一种是美国式的理解。
法国式的理解强调知识分子要关注公共事务,常常要超越自己的专业范围充当社会良知,这大概是从左拉开始的传统。
美国式的理解则强调知识分子应谨守自己的知识本职,即便关注社会,也要no heart,只能说点专业话题,甚至应该去掉道德感和价值取向,保持一种纯客观和纯技术的态度。
其实中国也有这种类似的区分。在清代,学者们开始做小学,专心训诂,专心考证,一个比一个做得专业,其中很多人其实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不得已而为之。到后来,很多人转向经学和实学,主张经世致用,关心安邦治国的大事,顾炎武、戴震、魏源、龚自珍等等,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有点像左拉、索尔仁尼琴、哈贝马斯以及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这两种态度本身都无可厚非,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不要用错地方。更进一步说,有效的公共关怀,需要扎实的术业专攻;有效的术业专攻,也需要深切的公共关怀,两者不是不可以有机统一的。现在我们的现实问题不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不够。
当年马克思留下了一个理论空白: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是什么?亚洲人是应该最有发言权的,最应该回答这一点。
自从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已经与东方紧密相连,互相依存,是一个共生的整体。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解释亚细亚,以前对西方的解释其实也值得怀疑。还有,西方那种资源高耗型的现代化在当前遇到了严重阻碍,因为世界各国都想发展,但不再可能重复西方以前的特殊的机遇和地位,必须探寻一种资源低耗型的发展模式,否则就会陷入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文化危机。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人均资源从来就很紧张的人口大国,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
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学问可做。
文化的价值并不一定体现在经济发展上。欧洲在经济上玩不过美国,至少现在是这样,但欧洲的文化就不一定比美国的文化低劣。中国人重亲情和人情的传统,肯定不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但这种文化的价值体现在经济发展以外的方面。现在有些中国人下岗了,还能买彩电,打手机,打麻将出手就是十块钱或五块钱一炮,为什么?无非是自己没有了就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七大姑八大姨的,吃老同学和老朋友的,不像有些美国人,一家人上餐馆还A A制,各付各的账。中国人的这一套不利于竞争,不利于明确产权,但社会危机到来的时候,倒能结成了一个生存安全网,所谓“通财货”,实现贫富自动调节。你能说这种文化就完全没有价值?就算只是让有些人穷快活一下,快活就不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