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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大师·大学》,刘克选、周全海著,凤凰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有删节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昔日之北大、清华以及西南联大能在烽火连天的动荡岁月中铸就教育之辉煌,不可不称数蔡元培、梅贻琦、周诒春、蒋梦麟等诸任校长高瞻远瞩、苦心经营之功。
没有他们,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胡适等一代众所钦仰的大文人、大学者便不可能会聚在校园之中,没有他们,亦绝不可能在三校中形成自由、民主、团结,极利于教学的风气。
本书所记述的,正是自上世纪初100多年来,发生在老北大、老清华和西南联大这三所中国最高等学府中的故事。你不但会看到这些学界的宗师巨匠如何为了改变国家以及青年的命运而竭诚努力,也将看到在深不可测的学问之外,他们各自迥异的性格与可亲、可爱的另一面。
清华学校向大学转变
清华酝酿筹办大学,早在1916年就开始了。此时,清华建校5年,已安然度过了初创时期。当时的校长周诒春对学校的长远建设进行了规划。他觉得,清华学校有良好的基地、充足的经费,为图久远之计,将清华“逐年扩充至大学程度”,是学校今后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此考虑,他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陈述了添办大学的三项理由:第一是“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学费”;第二是“可展长国内就学年期,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于本国情形不致隔阂”;第三是“可谋善后,以图久远”。他提议,若到1940年“庚款”还清之后,清华经费将难以为继,不如趁此时机,渐求扩充,以便为大学之规模设备早定基础。
1916年8月,外交部批准了周诒春的建议。此后,清华学校便大兴土木,把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礼堂等所谓“四大建筑”都修筑起来,而一切规模都依照美国大学的建筑,选聘教员更注重资格与水平,清华学校的组织、课程、教学设备与方法等也都是“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地模仿美国大学。
1918年初,张煜全继任校长后,就筹办大学一事,在全体教职员会议上通过了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的议案。1920年1月,张将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呈报外交部,决定自1930年起停招中等科一年级新生,并将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
1922年,曹云祥接任校长后,成立了关于清华校务的“调查委员会”,积极研究改办大学事宜。1923年,曹从学校经费方面着眼,得出了一个“十八年(1923—1940)计划”,筹划逐步改办大学的具体方案。从1924年秋天起,清华停招留美预备生,改办大学的计划至此才由酝酿阶段进入实施时期。
清华改办大学固有其内在动力,来自于外界的压力亦不算小。20世纪20年代初,适逢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中国文化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体制已生根、开花并结果,全国中小学校及其学生人数有了成倍的增长,程度也有了较大提高。特别是教育界出现了“改大潮”。在这样的形势下,具有充裕的经费、设备等优越条件的清华,却保留在中学程度,显然与其独特地位以及在国民心目中的影响十分不相称,这对一向以“成立个模范学校,俾国内学校知所效法”自诩的清华,无疑是很大的压力。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难以与国内各学校相竞争,也难以在中国社会发挥其重要影响,清华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同时,国内的“改大潮”,又是和当时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运动相呼应。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她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举措及表现,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的殖民地教育的一所“买办学校”,成为当时社会舆论抨击的对象。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举行大会,由此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非基督教运动”,清华学校和各地的教会学校一样,成为众矢之的。国内各界普遍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渐发达,如“南高北大”已达到相当水平,培养大学本科生“无须求诸外国”;派中学毕业生出国,“不谙国情,且易丧失国性”;清华留美办法太不经济,太不公平等。许多有识之士一再要求清华自办大学,并在全国大学毕业生中公开考选留美生。可以说,社会舆论的指责也是清华改办大学的一大动力。
促成清华加快步伐改办大学的另一个原因是一批学有所成的早期清华留美生陈桢、陈达、钱端升、吴宓、刘崇等返校任教。他们看到北京大学前几年在蔡元培校长领导下,办得很有朝气,学生质量、学术水平都很高。对比之下,清华的物质条件远比北大优越,却还长期停留在落后状态。他们对此深表不满,认为清华有必要也有能力自办美国式的大学,而无须依赖美国人及美国大学。他们迫切要求改革,认为改办大学是清华发展的唯一出路。
1924年2月,清华学校聘请了周诒春、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6人担任清华大学筹备顾问。半年后,“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提出的《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清华学校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将原清华学校改组成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清华研究院3部分。
1925年5月,清华学校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共招新制大学普通科一年级学生132人(实际报到者为93人),这便是清华大学历史上的第一级学生。像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或其他学者的王淦昌、夏坚白、李健吾、张大煜等,还有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韦杰三烈士等都是该年级的学生。
1926年,清华大学部又进行了调整,使其与国内一般大学相衔接,规定“大学部本科修业期至少4年,学生毕业后给予学士学位”,并开始设系。这就把大学部改成了4年一贯制的正规大学。是年,大学部共设立了16个系,其中已开出课程的有10个系,即国文系、西洋文学系、历史系、政治系、经济系、教育心理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工程系。还不能开出课程的系有6个,即哲学系、社会学系、东方语言学系、数学系、体育学系、音乐系。自此,清华大学的初步基础开始形成。不过,清华学校正式改称为清华大学又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928年6月,奉系军阀被赶出北京,北洋政府就此倒台,上任不及2个月的温应星辞去清华校长职务,北洋政府控制清华的历史也到此结束。
山光云影映荷塘
在人们印象中,清华园是无法和相邻的燕园相媲美的。不过,既然曾作为皇家园林,它自然也不乏别具特色的景观。不然,怎会有诸多清华学子吟诗作赋,歌颂其母校景色?多年之后,他们对母校风物的眷恋仍溢于言表。
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就曾写过一首《菩萨蛮》,描绘清华园的春天景色:“桥头尽日经行地,桥前便是东流水,初日翠涟漪,溶溶去不回。春来依旧矣,春去知何似。花草总芳菲,空枝闻鸟啼。”风华正茂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清幽的环境中,漫步林阴道,过流水小桥,看河面浮游的水鸟。梁实秋在他的《清华八年》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又有长联一副,颇为精彩: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上土山西望,圆明园的断垣残石历历可见,仰苍茫,别饶野趣……”
清华园中的荷花池,后因朱自清先生的一篇《荷塘月色》,更是闻名遐迩,招致多少青年学子的钦羡,希冀有朝一日,能在这荷花池畔,沐朝霞,送夕阳,度过一段终生都值得珍惜的读书时光。
“丄社”和民主政治演习
在这景色宜人的清华园里,学子们的学习生活虽然紧张,课余生活却也丰富多彩,除了有声有色的体育运动之外,还有其他各种活动。
清华学校的学生每年级都有一个级会,五四运动时期还成立了学生会。级会与学生会活动异常活跃。他们模仿西方国家,设“评议会”,成立“学生法庭”,以培育“民主”精神,熟悉议会政治。当然学生们还要组织各类学术和文艺活动,请在北京的或到北京的中外名流到校访问、演讲,像梁启超、胡适、罗素、杜威等都到清华做过演讲。文艺活动中比较有特色的有音乐和戏剧。清华学校的学生管弦乐队和戏剧俱乐部一度很有影响,用清华人的话说,也曾“光大过清华的门楣”。
在各类课余活动中,令早年清华学子感受最深刻的莫过于演讲比赛与辩论比赛了。用这种方式的确也培养了一些善于演讲和辩论的人士。演说与辩论,有练习形式的,也有比赛性质的;有班级性的,有全校性的,也有相关的学生社团组织举办的。比赛时,参加者都由自己所在班级的同学为其助威呐喊,很是热闹。赛后,胜者兴高采烈,如同过节一般,多少年后仍记忆犹新,不能忘记。
清华的学生社团很多。喜欢理科、抱“科学救国”理想的学生,成立了“清华科学社”。其主要发起人便是后来成为我国老一代著名物理学家、对清华大学后来的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叶企孙先生;喜欢书法的,专门成立了一个练习书法的“戏墨社”;对文学有兴趣者组织成立了“小说研究社”,后改名为“清华文学社”,像梁实秋、顾毓琇、李迪俊、孙大雨、谢文炳、闻一多等都曾是文学社的成员和骨干。值得一提的还有闻一多发起成立的“丄社”。“丄”是“上”的古体字。为什么成立“丄社”,闻一多解释说:“我们的言行应该天天向上,难道我们的国家民族不需要我们有志向上吗?”“丄社”最初的成员有潘光旦、雷海宗、吴泽霖、梅贻宝等一批有志青年。这些人后来大多都成了科教栋梁之才。
清华学校的刊物也很多,全校性的有《清华学报》和《清华周刊》,前者分中、英文两种,是学术性的,代表师生的学术水平;后者则像一个供发表报道和议论的论坛。许多学生社团也有自己的刊物。就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中,学子们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无厘头”的国文入学考试
1932年入学的清华学子,对他们的入学国文考试大都印象深刻,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这次作文试题便是许多人所熟知的《梦游清华园记》。但更让人惊诧的是,除作文题之外,还有堪称空前绝后的对对子。题目有三个:“孙行者”,“人约黄昏后”,“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的转学生入学试题则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这实在大出一般考生的意料。这样的试题,考出了不少趣事。据说有一考生展卷后颇感意外,大表不满,对“孙行者”的答案是“我去也”,下面注曰:“老子不考了。”后成为名作家的端木蕻良,把“少小离家老大回”对了“枣花未落桐叶长”,“孙行者”对了“花和尚”,他从清华毕业几十年后仍未忘掉这一幕,可见印象之深。
由于社会上对清华众议腾腾,群起诘难,使得陈寅恪在当时不得不多次出面解释出题的用意,并给刘文典写了《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如此舆论热闹了大半年。甚至30多年后,在1965年陈寅恪还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补写了“后记”,再次对自己所出之题进行解释,可见陈对此公案的重视。从陈前前后后的解释来看,陈出以上题目还是用意颇深的。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的目的很明确,“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象。此即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谓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议论之意。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至于对对子,陈寅恪认为,对对子的方法是真正的中国文法未成立之前的暂时代用品,所对不逾十字,而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具体地说:“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字及其应用;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对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对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至于“孙行者”的答案,当时众说纷纭。有说对“胡适之”,有说对“祖冲之”,还有说对“王引之”。三者都说的通,各有各的理由。当时陈不置可否,后来他才补记道:“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以上可以看出,对对子题既反映了陈寅恪治学注重传统基本功的一面,也反映了他风趣幽默的一面。因为“孙行者”可当一人名讲,也可当一句话讲。同样,“胡适之”也可当人名讲,即胡适;也可不当人名讲,是“往哪里去”的意思。当人名讲,胡适是名人,不当人名讲,也与胡适的一个典故有关。此对子随手拈来,意味无穷,总之是与胡适有关。
据说当时有三人答对此题,一为周祖谟,一为张政娘,另一不详。周后来为北大教授,张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均成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