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捐款清华 

　　钱锺书有个“烂笔头”，往往读一本书，要花几倍于阅读的时间记笔记。杨绛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整理起来，十分困难，加之钱锺书喜欢前后互引，额外增加了编排的难度。这时候，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来京，杨绛请他帮忙编排。最终结算，外文笔记为178册，加上打字稿，共三万四千余页。 

　　第二类是中文笔记。钱锺书起初是把笔记和日记混杂在一起，交叉写作。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来了，听说日记要受到检查，这怎么办呢？日记纯属私人心语，岂容他人窥探！钱锺书就拿把小剪子，将日记部分一一剪去，毁踪灭迹。如此一来，这部分笔记就变得支离破碎，凌乱不堪。钱锺书写笔记之余，还喜欢就内容发表识见，并常常跨页参考，互相征引。整理也非常吃力。大致来说，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也就是读书心得。这一形式，始于“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最初的本子上，明显有涂抹和剪裁的痕迹。往后，变得正宗起来，日札被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峨冠博带，煞有介事。杨绛在整理过程中逐渐闹明白，所谓“馆”呀“斋”呀“室”呀，听起来高雅馨香无比，其实呢，只是借陶渊明“审容膝之易安”的成句，喻指他们家在1953年“院系调整”后，居住在中关园的那处小平房而已。而后虽屡次搬迁，但“容膝易安”性质未变，所以日札的名称也就一以贯之。 

　　日札凡23册、两千多页，分802则。基本用中文书写，杂有大量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札记是心有所得，但这些“心得”，尚属零散的珍珠，有待用一根丝线串成项链。一部《管锥编》，随处可见日札的影子。 

　　哲人其萎，钱锺书驾鹤西去，这些手稿对于他，都是不折不扣的“身外之物”了。对于后来人，却是大有借鉴之处。杨绛悉心尽力，把钱锺书的手稿汇编成40卷，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事告一段落，杨绛着手干第二件事。2001年9月7日，她将上半年获得的72万元稿酬(含她自己和钱锺书的)，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杨绛不以钱锺书的名义，更不以自己的名义，奖学金名曰“好读书”，用她的话来说：“宗旨是扶贫。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很容易，贫苦人家的孩子往往好读书而且有能力，但是他们上中学都困难，就更不用说上大学了。希望奖学金能帮助贫寒人家的子弟如其所愿。”在捐赠仪式上，杨绛并且表示，将她和钱锺书未来所有著作的版税都交付清华，作为这个奖金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