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五道杠”没有赢得人们的赞许,反而受到广泛非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只知道“加官晋爵”,而没有为少先队队组织建设增加任何具有时代精神的进步品质。如果少先队队组织的改革创新只是加“杠”,那未免也太简单省事了些。
日前,全国少工委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级少先队队组织和队员不得使用不符合制作规定的队干部标志,如在基本规定外有创新做法,需经省级少工委上报全国少工委研究同意后开展探索。
这个通知当然是“事出有因”。中国少先队相关规定早已明确,少先队队干部标志只设有一到三道杠。但近来,武汉却冒出个“五道杠”事件,而且佩戴“五道杠”的有16人之多。市一级的设有“五道杠”,区一级的则设有“四道杠”,可谓层级分明而又井然有序。“一到三道杠”的规定在武汉不复存在,更令人惊讶的是,突破这一规定的做法已实行22年之久。
武汉的这个发明,称得上是“首创”,从目前的社会反应来看,或者还是“独创”。网络时代的一大好处是信息灵通,但武汉“五道杠”事件披露之后,至今未见有人跟进说此等事“吾乡亦有”。少先队队组织擅加一两道“杠”,这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不过是少先队队干部多戴了一两道“杠”,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从一个组织不可或缺的统一规范来看,却又非同小可。武汉可以加“杠”,别的地方可不可以?市一级的戴“五道杠”,省一级的、全国级的又该戴几道杠呢?照武汉的行事逻辑,队标恐怕就得成斑马线了。
武汉的“五道杠”事件浮出水面之后,引起轩然大波,这很有点出人意料。细想之下,却又在情理之中。人们对这一事件普遍关切,其实隐含对少先队队组织之于少年成长作用这一命题的关注乃至焦虑。换言之,这样一个有着光荣传统且广泛覆盖的组织,如何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在促进少年健康成长中发挥积极作用,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我的小孩加入少先队那天,领回一条红领巾,对我说:“这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分明看到他脸上除了神圣,还有惊竦。这话很耳熟,想了半天,原来是30多年前我入队时老师对我说过的老话。可不可以不再沿用这个过于抽象的无益比喻呢?当看到满大街都有质地不一的红领巾出售时,再不敏感的小孩,大概也不会相信那真的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此外,是不是还要倡导现今的少先队员,去做“不怕牺牲”、“坚决斗争”的先锋模范呢?
另外,少先队的基层队组织,也有不少积极的变化。“五道杠”现象或为全国所仅见,但戴“杠杠”的小学生无疑比以前增多了。比如,从前是中队长戴“两道杠”,如今则中队委也是“两道杠”,而中队委又有学习委员、卫生委员、纪律委员、体育委员等,且分别在两名或两名以上。这看上去虽很有点“官满为患”,而其效果,却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机制产生,又加以什么样的引导。以竞选的方式产生队干部,就能培养学生的荣誉感、民主意识和自我管理精神;把为大家服务作为队干部的主要职责,就能培养学生的互助作风、负责任态度和处理事务的能力。反之,倘由老师或辅导员指定、推举队干部,或是以成年人的落后观念看待队干部,那么,少先队就不太可能成为培育现代公民的土壤,角逐队干部就很可能成为成人社会角逐官位的演练。
未成年人世界的扭曲现象,大多是成年人主观意志的投影。武汉发明了“五道杠”,没有赢得人们的赞许,反而受到广泛非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只知道“加官晋爵”,而没有为少先队队组织建设增加任何具有时代精神的进步品质。如果少先队队组织的改革创新只是加“杠”,那未免也太简单省事了些。而从当地所谓队干部佩戴“五道杠”“旨在为孩子们提供更高的平台”的自我辩护中,也看不出这种探索究竟“有益”在何处。
全国少工委的通知,对“五道杠”发明实质上是一种委婉批评。但武汉团市委少年部已将有关情况上报,“目前正在等待批复”。自我纠正似无可能,结果是上面坚持要求下面纠正呢,还是对现实予以追认?人们自可拭目以待。在我看来,即使这一做法并不违规,也实无存在的必要。既然声称市总队委、区总队委和其他大队委不是隶属和上下级关系,别出心裁地搞“五道杠”、“四道杠”便是多此一举。人们真应该把有限的精力和才智用到真正有益的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