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杨澜入行20年的传记作品，立体呈现她的非常媒体生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杨澜和她眼中的时代真相。看她20年的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看她与高端人物和大腕明星的交往秘辛，看她对“赢”的重新理解和体悟…… 

　　十八、掌握母语之外的语言的妙处

　　大到实用主义的传统思维，小到修辞语义上的微妙差异，跨体制、跨文化之间的沟通显然不是可以轻松实现的，而对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的交流瓶颈，《杨澜访谈录》致力于做的事就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亮出这只瓶子。

　　2001年11月，在中国“入世”前夕，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上海接受了杨澜的采访。回顾中国“入世”的艰难，他打趣说：“我的英文名字是Mr. Long，所以外国人说，你做的这个事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16年的谈判生涯，失望与惊喜并存，挫折催熟了成果。其中最令龙永图感叹的是，在最初6年里，“入世”谈判的焦点竟然集中在“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上。1986年，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方给出的定义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但是“商品经济”是英语中并不存在的词汇，如何表达出来才能让对方明白？

　　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谈判代表终于找到了打破对话迷阵的缺口，将“商品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可是“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主义的”限定词，仍然让对方迷惑不解。龙永图的解释是，我们在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更注重社会的公正、公平，所以中国一方面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搞社会保障体系。这样的解释最终得到了美方的认同，双方的谈判才得以继续进行。

　　语言哲学奠基人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的边界，是我世界的边界。”游走于两个体系之间做一个沟通者，语言的能力是具备超越性对话的关键因素。杨澜记得，当年考大学前夕，本来打算报考艺术类或者社会学、历史学专业。经过许多的犹豫和彷徨之后，父亲最终帮助杨澜做了决定：“你还是去学英语吧。中国正在改革开放，正在逐渐与世界融合。无论将来在哪个领域，英语都会成为有用的工具。而且等到你再成熟一点儿之后，还可以有进一步选择的自由。”于是，杨澜选择了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专业。直到现在，杨澜都深深感谢父亲，是他的抉择给予了她语言的优势，并因为这个优势得以走进电视主持行业的大门，又在今天《杨澜访谈录》的对话平台上，与东西方的各路精英们谈古论今。在这个过程中，杨澜以对话者和沟通者的姿态推进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也让西方世界和外部世界逐渐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随着工作的开展，杨澜越来越感到，掌握母语之外的语言，绝对不仅仅是获得了学习工具，而是得到了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被引领着进入了新的世界，进入文化的比较，对于不同世界的比较。

　　坚守高端标准与完美质地，是杨澜对于节目质量线的苛求，也是骨子里追求卓越职业理想的信念使然。每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公布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从大学时代起就吸引了杨澜的关注。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每次路过新闻学院的入口处，在普利策半身青铜雕像前，杨澜常常放慢脚步。无论是对阳光卫视的原创节目，还是外购节目，杨澜都坚持着一贯的精致路线，而对于亲自打造的《杨澜访谈录》更是精益求精。

　　杨澜的精益求精对于节目的编导们来说却不是美妙的事儿。2001年7月，刚刚进入《杨澜访谈录》的金嘉楠从助理编导做起，任务就是协助正式编导收集嘉宾资料。节目组规定，至少提供50页A4纸的信息，量够了，质也绝对不可以放松。50页的信息包括采访嘉宾之前的专访、新闻报道、书籍、作品等，但是这些被收集齐整的信息往往被杨澜评价为“内容泛泛，没有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