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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天津档案馆的资料可以了解到,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的总攻战役正式打响时,战士们按照既定计划从四面八方进攻城区。
当时国民党守军司令陈长捷曾炫耀,他们用近两年的时间精心设计、构建坚固的城防体系,无论是防御工事还是隐蔽暗堡,无论是隔离带还有炮弹储备,足以抵挡解放军的进攻,想摧毁这些工事,可谓难比登天……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天津外围预先埋设了4万枚地雷,组成密不透风的“火阵”。档案记载,陈长捷说:“在天津九十里线上,每三十里方圆就是一个大地雷阵,共军不来则已,一来就能致敌于歼灭……”
然而,敌人的预想落了空,他们所标榜的“地雷阵”并没有挡住猛虎般的解放军,原因在哪里?一份珍贵档案揭开了其中的谜底,原来,这要归功于事先潜伏于天津的中共地下党员。
档案记载,1948年10月,国民党将制作地雷的任务下达给了天津机器厂(即解放后的天津动力机厂)铸工车间,他们要求车间工人们每天生产200个“风雨雷”。
潜伏在铸工车间的地下党员郑国栋、刘宝兴等同志听到消息后,深知地雷肯定是用来阻挡攻城解放军的。于是他们偷偷看了地雷设计图,并将图样临摹下来,及时把它交给了上级领导何其浩同志,并请示对策。
何其浩同志经过与两位地下党员仔细商讨,最终确定了破坏敌人阴谋的办法。档案原文显示,当时何其浩的具体指示是:“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破坏,坚决不做、少做或做坏。并要注意加强政治宣传,团结广大群众。”
铸工车间的地下党员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工厂的具体情况,立即研究了团结广大群众,粉碎敌人计划的方法。
那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天津机器厂工人生活极其困苦,每天吃豆饼和麸子面,仍然不管饱。厂方还经常拖欠工人的工资,对饥寒交迫的工人施以残酷压制,打骂惩罚司空见惯。长期以来,工人们过着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的日子。他们反抗国民党的办法就是“磨洋工”, 工头、特务来了就干一会儿,他们一走就开始聊天。工人们带着怨气,从心里不想给敌人好好干活儿。党组织抓住了这一点,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提出“吃不饱饭不干活,补发3个月的工资(因为资本家拖欠了工资),不发工资不干活”的口号,得到了工人的一致拥护。
在厂方召集车间工人开会,下达生产地雷的任务时,工人们提出强烈要求,不发工资不干活。接着,工人们又开始怠工,有在门窗口望风的,以便查看外面的动静,一旦发现监工走来,赶紧通知大家,于是大家就佯装忙一忙,装装样子。
在工人们消极怠工的时候,我们的地下党员告诉他们说,这些地雷是用来炸老百姓的,都是自己人,其中就可能有自己的兄弟姐妹,中国人怎么能打中国人……工人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团结得更紧密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地雷却一个也没做出来。厂方见进展缓慢,就专门派人到车间监视工人干活儿。这样一来,消极怠工不可能了,工人们又想出了其他办法。他们把地雷做成了伪劣产品,“一天做十个起码也让它报废九个半”,国民党军队拿不到地雷,开始给机器厂施加压力——伪警备司令部在机器厂门口贴出了公告,要求工人加快进度,赶制“风雨雷”,他们还派人对铸工车间的工人威吓:“从现在起,每天如果做不到200个,就拿机枪‘嘟嘟’你们!”工人陈宝兴就说:“你们拿枪打吧,打死也比饿死强啊!”其他工人也纷纷说:“吃不饱饭干不了活,只要给涨工资,不说一天做200个,就是做500个也没问题。”说得对方哑口无言。
这时,战事越来越紧迫,天津机器厂已经驻上了国民党军队。敌人对地雷的需求越来越急迫。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机器厂的工人们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地雷生产,他们白天做出了几十个模型,晚上就穿上带钉的皮鞋,冒充国民党军队(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都穿带钉子的鞋),偷偷地把砂模踩坏。第二天,主动向厂里报告说“国军”踩坏了模型。这种声东击西的办法不但破坏了生产,也保护了自己。
结果国民党军队的头子把他的部下都召集起来狠狠地训了一顿。这种做法,虽然让“国军”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但却不能总用。眼看催得紧,怎么办呢?大家又研究起新法子来。
档案记载,地下党员郑国栋、刘宝兴团结了积极分子陈宝玉等同志,大家一起研究出了一个新办法,就是从制作技术上来进行破坏。刘宝兴等人在打卡子上做文章,即先把它沾上水,使其做到踩上也不发火。由陈宝玉浇铸,在铸地雷皮子时,将“称心”铸得一边厚一边薄,这样即使地雷爆炸了,也没有多大的杀伤力。郑国栋负责收货,他把做好了的地雷再用锤子敲裂……大家对地雷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做了手脚,使生产出来的地雷完全失去了杀伤力。
从1948年10月到1949年1月解放战争前夜,3个多月的时间,本应该做出2万枚地雷,天津机器厂的工人却只做出了几十个,而且这些地雷要不是废品(废铁一块),就是哑雷(踩上却不炸),有的虽然能炸开,但却没有多少杀伤力。
可以说,这些质量低劣的地雷,以其特有的方式支持了解放军。因此,天津地下党,为天津城的早日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