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选秀节目的风行，也衍生出很多奇怪的现象，比如有些人调侃的“超女选壮士，好男选美人”。确实，看看那些进入前十甚至前五十的男生选手，还真挑不出几个阳刚猛男，全是清一色的花样美男，我见犹怜。有人说这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花样美男的受宠，还要从历史上来找原因。

　　秦汉至唐的尚武风气：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在干戈纷扰的年代，一些统帅性的人物为全民所景仰，往往会成为男性形象的典范，像西汉率兵征伐匈奴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等英勇善战的大将就是。即便像东晋的谢安，虽然出身士族文人，但他运筹帷幄，以少胜多，指挥东晋军队击败前秦大军，取得淝水之战大捷，才声名鹊起，为人们所称颂。 

　　因此，若非才兼文武，务实干练，而只会夸夸其谈的书生，有时就成了无能的代名词。 

　　到了唐代，更由于受自魏晋以来民族融合因素的影响，社会的尚武风气依然很盛，在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 

　　两宋崇文抑武：文弱书生渐成历史主角 

　　到了两宋时期，社会风气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  通过考试录取读书人当官的科举制度始创于隋代，到唐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过制度的变革是长期的，科举还不是唐代录用官员最主要的渠道。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对社会的影响极大，李、杜妙手文章，人们争相吟咏，唐宣宗悼念白居易，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句，唐代因此被后人称为最风雅的一个时代。但在国家制度的规定下，文人的政治地位仍然有限，社会全面崇文的风气还有待形成。 

　　到了宋代，一方面，科举制度本身有了很大改进；另一方面，科举取士第一次成了国家录用官吏最重要的渠道，加上其他各种制度的配合，读书应试的儒生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全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一个全民崇文的社会风气终于形成。 

　　南宋“考试型”社会：功名利禄令社会趋向文弱   到了南宋后期，各地读书应举的人数，差不多到了泛滥的程度。各地的解额，紧缩到了百里取一，乃至二百取一。一些考生人数多的州郡，如福州达到17000人，温州有8000人，这两州号称是天下解额最紧之处。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其惊人的数据。举福州例子来说，公元1182年，全州共有32万余户人家，合计约160万人口。如果按成年男子占总人口20%计，为32万，则考生占其总数的5.6%。再加上那些没进考场但正做着准备的、多次失败不再应试的，等等，人口中实际的“应试族”占全部成年男子的10%，恐怕不会失于夸张。再考虑到当时有大量极贫人口，根本无法供养孩子读书应举，这也就是说：每一个稍为宽裕的家庭，都在打着科举的主意。 

　　由此可以想见，南宋是怎样的一个“考试型”社会。从绝对人数看，读书应举士人的总数也许不算骇人，但是他们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则是全方位的。据说南宋的行都临安府，每一条巷子都有一两所家塾馆舍，“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白面书生成为南宋社会的“标准男子”形象

　　读书应举有着非常直白的功利目的：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个“志”就是当官。当官，当然是为了发财。这个“朝为田舍郎、夕登天子堂”的跳龙门捷径，对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起着无与伦比的文化导向作用。于是，不仅新科进士成了富贵之家挑女婿的最佳选择，科举考试中最成功的那一位(状元)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全民景仰的对象，成了全体女性的大众情人。只不过这位大众情人，已非前代的威武丈夫，而是一个白面书生了。宋人刘挚诗句“白面书生才缥缈，世高台阁与省府”，现在的白面书生，已经是与君王“共天下”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