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几个人聚在一起吟诗作画。中午喝了点酒，段纪夫画兴大发，连画四幅寓意不同的尺方小品，题词、署名、盖章，显然是早有准备，成竹在胸。张永生拿出打印好的《昆仑滩》和《背包客》两首诗给大家看，征求意见。左川和我，聚精会神地站在旁边看。

　　我一动不动，双手插在夹克衫兜里，连眼皮也不抬，眼睛只跟着老段的笔尖走。没注意左川已铺好宣纸，开始画我。站累了，我刚想换个姿势，左川发话了：“别动！”这时我才发现，我已活脱脱地立在他案前的宣纸上了。只见他看我一眼，画几笔，再看我一眼，又画几笔，可谓上下其手，左右逢源。画好之后，因为没有带章，他就画了一个，几可以假乱真。他告诉我，早就想给你画一张像了，一直没有机会，今天你站在我的对面，那虔诚、专注的样子，我觉得特别好，于是一挥而就。我说，你告诉我一声就好了，我可以小作修饰。他说，那就坏了，那就不自然了，清水出芙蓉，浑然而天成。我想也是。自然才显真面容。我把画儿拿回家，弄个镜框镶起来，挂在书房里。不满三岁的小外孙女见了，立刻就说：“这是姥爷！”孩子的认可足证左川的功力。他的肖像画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我们所熟悉的马三立、侯宝林、马季、李文华等，在他的笔下，都令人忍俊不禁，比真人还像。他靠的是真本领。

　　人物肖像画是左川漫画创作的一个强项。一张纸，一支笔在他手里，随时都可以将他面对的人跃然纸上，让人叹服。而更让我称奇的是，他的时事漫画、幽默漫画和书籍插图，也都堪称大家。用我家乡的话说，是五齿耙子挠痒痒，一把硬手哩。看了2007年出版的《左川漫画》，我的这个感觉愈加强烈。他的漫画创作如果从上小学时在课堂上画小人算起，至今应该有一个甲子了；如果从发表作品计算，也有50多年。半个世纪，他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拓展创作领域，猎取多方面的题材；努力向生活和经典学习，不断开掘作品的思想深度，提升作品的艺术高度。从千余幅作品中遴选三百精品构成的《左川漫画》，可以看做是他50年漫画创作的集大成者，是他的“诗三百”，他的创作轨迹和艺术追求都在里面了。

　　我说《左川漫画》是他的“诗三百”，是有理由的。他的每一幅漫画都是一首诗。诗的立意，诗的构思，诗的表现，诗的蕴涵，已成为他的漫画的内核、骨骼和花朵。他曾跟我说过，画是无声诗。平白浅露，缺乏韵味，还画什么画呢。他的这个认识化作实践，即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简洁明快而不浅显粗糙、深含哲理而不艰涩难懂的风格。我很喜欢那一幅画：一片被锯掉树干的树墩，袒露着疏密不同的年轮，砍树人的斧柄断了，站在树墩间徒唤奈何。标题是“忘记留一块做斧柄的木头”。画面疏朗，标题别致，让我想起一首短诗：“这些树墩/像账簿的存根/被土地收藏/土地记得/每一把贪婪的斧头/当斧头负债累累的时候/土地也会站起来/向苍天控告”。看，此画此诗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我还认为，画比诗要高一筹。高就高在那柄断了把的斧子，于是才有那句寓意丰富的点题。左川漫画这种对诗意哲理的追求，或许是愿与我相交的缘由。我爱写诗，他爱画画，诗画是一对兄弟。还有，我们是出版界的同行，近水楼台先得月。

　　1986年，我从部队转业到百花社工作，他在天津科技社做美术编辑，同在一个小院。由于业务的关系，我们的交往多了起来。退休后，我们共同为一本诗集添砖加瓦，他插图，我作序，虽不能说珠联璧合，却也是相得益彰。他的质朴、直率、风趣、幽默，使我常生相识恨晚之感。这种相识，不是简单的谋面和寒暄，而是心灵的共鸣和认可。他从不轻言放弃。1966年，他在长春16军当兵时，报考中央美院，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那场风暴却将他理想的风筝吹落。然而他并未沮丧，反而更加执著地坚守自己的绘画领地，直至今日。我看见他为晚报画的《画虫儿》的插图，看见他在许多报刊发表的大量漫画，心里充满了感佩。他忧国忧民，为科学发展仗义执言。他的许多漫画针砭时弊，一针见血。《胜利者》、《屎尿对话》、《检查团》、《临终关怀》等讽刺漫画，以及前面提到的《忘记留一块做斧柄的木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他在艺术上追求完美和谐，锲而不舍，永不停步。七十高龄而画作仍源源不断，证明了才华不会衰老，智慧不会衰老，只要你常葆青春的活力。

　　左川长我两岁，我们的经历相仿佛：他在长春当兵，我在离他不远处上学；他复员回到天津，我跟着来津服役。如影随形，堪称缘分。如今左川画我，我亦以小诗赠他：

　　年至暮秋忆春时，邂逅南湖未相知。

　　画柳咏梅两只笔，含英咀华一河诗。

　　甘为书报作奴仆，更爱肩胛当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