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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每日新说版“新闻快评”栏目刊发《“敢承认包养情妇”底气何来?》一文,抨击和剖析了个别官员雷人语录的滋生气场。
耐人寻味的是有些雷语并非源于无耻无畏,仅是因为表述不够严谨而一不小心犯了众怒,被归入雷人语录之列。比如,近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因为一篇博文,就让自己陷入了舆论漩涡。廖新波称,目前医生劳动价值很难得到体现,医院床位费、手术收费等定价仍停留在10多年前的水平,并称有医院的病床费甚至比停车费和招待所收费还低。对于廖新波“床位费比停车场收费还低”的言论,不少网友愤怒地质问:这种说法有道理吗?病人住院只要交床位费就可以了吗?有网友甚至调侃:“床位费比旅馆收费还低”,卫生厅领导去住吧。这让有“博客厅长”之称的廖新波始料不及,他辩解说,他只想表达医院服务价格过低,并没有否认药价虚高和看病贵问题的存在。然而,任凭廖新波做“一个硬币分两面”的解释,某些网友还是认定他屁股坐错了位置。个中原因不难理解,他的一位同行就说,医患矛盾激化,此时无论进行何种比较,只要涉及医疗收费项目中要涨价的,几乎都会引起公众批判。
其实,廖新波如果知道卫生部部长陈竺所受的一番“礼遇”,也就不会太过委屈了。在3月17日召开的全国基层卫生和新农合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说:“我很有负疚感,这两年基层卫生工作量剧增,但是有些地方还存在收入下降的情况,我也觉得有点对不住基层的同志。”陈部长的这番话应该说十分中肯,可是就有人指责说,卫生部长更该为百姓看病贵负疚。不知陈竺部长作何感想,反正这样的指责声一出,为陈竺部长抱不平者说,这都哪挨哪啊,百姓看病贵固然是事实,部长也不必在所有场合都先为百姓看病贵负疚一番,再言其他吧。
应该说,现在的官员相比过去是越来越难做了,即如说话也越来越感压力存在,挑战道德底线或政治不正确的雷人语录固然狠批没商量,即便是中肯的大实话,迎来的也未必都是掌声,甚至会招来炮火隆隆的诘问,这种诘问有时切中要害,有时则显得无厘头。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是社会利益多元在舆论上的必然呈现。可以说在大多数政策上社会能够达成共识,而有些则因为利益诉求不同,达成共识就不太容易。正如民谣所唱,“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种田哥哥要雨水,养蚕娘娘要晴天”。到底是听种田哥哥的意见还是满足养蚕娘娘的要求,这个问题就很棘手。比如,在今年的两会上,有记者就“限购令”的“户籍歧视”问题质询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姜对曰:“不合理的事情特别多,您要能够想到一个万全的、没有副作用的措施,我用您的办法。”
然而,再棘手的事情终归要解决,一项政策能不能获最大支持就看是不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同理,官员的说话也是如此,要看他是不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在说话。当然,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并不取决于谁的嗓门高,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主流民意也存在沉默的大多数问题,反对者虽然少调门却不一定低。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并不是不尊重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因为社会必须和谐发展才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耐心地向少数反对者解释政策也是为官者的要务。在这个过程中,官员必须习惯于接受批评,哪怕这种批评并不中肯缺少理性。前几日《人民日报》就发表评论部文章指出,“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