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一儿童节，本报《目击》版推出了专题策划——《盲路》和《他们的儿童节》，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一群特殊的孩子。报道推出后，取得了较好的反响。这些动人故事的出台过程，承载着编辑思考的重量和记者跋涉的艰辛。

　　    孩子的故事感动了我

　　    两期策划推出后，报社接到了许多读者的电话和来信，还有许多网友通过微博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动。 

　　    赵师傅是房山一名普通司机，看完6月1日的《盲路》后，他打来电话，表示想用自己的大巴车给孩子们提供免费接送的服务。“我自己也有孩子，所以能够深切地体会。如果能够帮上他们，我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气。” 

　　    网友三刀柔情对《他们的儿童节》这一策划有颇多感触。“有许多孩子只能拥有一个平淡无奇的六一，一个不是‘儿童节’的6月1日。在这一天，他们的父母仍在遥远而陌生的城市用汗水浇筑着钢铁水泥，他们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也渴望坐电视里的摩天轮、旋转木马和过山车，他们做梦都想到这样的‘欢乐园’玩一次，哪怕是看一眼，远远地看一眼，他们都会感到节日的快乐。”然而，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生日都不过意味着饭碗里多出来两个鸡蛋，儿童节又能带给他们什么惊喜呢？三刀柔情说，即便他们对儿童节无所期盼，我们却不能遗忘他们的存在，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儿童节。“《他们的儿童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我期盼着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能够多多关注这些孩子。我相信终有一天，他们能过上快乐幸福的儿童节，和城里的孩子一样的儿童节。”

　　    打动人心的是他快乐的样子

　　    在六一节前，《京华时报》目击版编辑张武和图片编辑周民就准备策划一次“不一样的儿童节”。按照以往的策划，就是孩子们在节日里玩乐、比赛什么的。“我们想关注不一样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儿童节。首先他的身份就应该具有特性。”图编周民说。 

　　    摄影记者王苡萱、潘之望和杨天啸在拍孩子的时候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周民让他们在一个活动中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不一样的孩子，以小见大，把整个群体表现出来。“后来王苡萱提到了这个盲童参加演出的题材，如果按照平常的套路，拍一个孩子晚上参加活动，可能这个新闻都发不出来。如果我们找到具有特性的东西，呈现出来的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们想做这个选题的原因，第一是想借这个机会来关注盲童，关注他们和普通孩子的不同。”张武说，现在这个社会，物质生活不匮乏，精神生活也比较丰富，只有像这样被抛弃、有残疾的孩子是悲惨的，“但是我们并不是想表达他的悲惨，悲惨大家都知道，从那天的主图来看，他在黑暗中奔跑的剪影最打动我。悲惨的孩子能打动人心的，不是他的悲惨，而是他的快乐，这就出现了一个反差。整个文章，都是说他很阳光，实际上这不是矫揉造作，这就是他的阳光之处。只要有一点点的好事，比如出去唱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孩子就是这样，盲童更是如此。张武说，济慈之家比较偏远，这些盲童出来接触外界、接触社会的机会很少，目击要抓住这个机会，展现出他们不寻常的一天。 

　　    谈起这次策划的目的，张武说，他希望通过这组图片给读者一个瞬间的触动。“可能未来的某一天，读者已经忘记了这篇报道，但是突然看到一个盲童，又会想起这篇文章，告诉自己要向善，心灵的震撼。这也算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吧。” 

　　    6月2日的《他们的儿童节》想法更早。“当初想到不寻常的孩子，我就想起了流动儿童。”张武说，他希望呈现这些孩子生活中的片段，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面，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我们想用一个孩子一个节日的一个瞬间，来展现一个大的生存环境。可能它就代表国家的未来，现在的生存环境对他以后的成长是有很大影响的。”周民说，虽然关注的是一个点，但折射出来的是一个面。最终的呈现效果，他和张武都觉得满意，“这一次，摄影记者除了拍摄，还承担了发现的任务，很不容易。”

　　    想拍出他们阳光的一面

　　    《盲路》的拍摄者王苡萱，曾经4次采访过济慈之家。“但这次是最紧张的。压力也最大。”王苡萱说，拍摄时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些孩子的独特之处表现出来。由于篇幅限制，最后的版面没有把盲童们上台演出的场面呈现出来，给王苡萱留了一点小小的遗憾，“因为他们一天所有的准备，全是为了晚上的这场演出，当时我在台下看完也非常感动。” 

　　    摄影记者潘之望此次的任务是跟拍大兴强制关闭幼儿园的孩子，杨天啸则主动请缨，去菜市场拍摄了一组反映打工子弟生活状态的图片。在拍摄中，他们都获得了更加深刻的感悟。“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他们自己是快乐的，这是一个呈现出来的结果，做这样一个策划，是想引起人们的思考，究竟这个群体需要什么东西。”杨天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