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冀东平原上一个土地贫瘠的偏僻农村。祖父辈和穷苦农民一样，过着“面向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家里的几亩旱薄地不够种，每每夏收农忙季节，跟着麦子成熟的脚步，从南到北给人家打短工、拔麦子，以贴补家用。

　　七七事变，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燃烧在华北大地，父亲放弃小学教师的工作，投身到抗日队伍中去，母亲虽是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也在“白色恐怖”的40年代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带领村里的妇女织布、做鞋，支援抗日队伍。

　　那时，我家在小村的西北角，有三间泥坯西房。它的东边是一片榆树林，南边隔街与邻家相望，西边是一片打谷场，北面便是庄稼地了。这三间房与村子天然隔绝的地理位置，成了保护抗日力量最好的庇护所。夏天，一旦有敌情发生，人，从屋后一溜便进入了青纱帐，巧妙地躲过劫难。

　　1937年，父亲参加了城北的抗日工作，总是夜里来夜里走。我们村离日本鬼子的炮楼只有四五里路，行动要格外小心。父亲每次回家，先在房子外面转一圈儿，确认没有敌情，才转到房后踹墙，每次连踹三下，这是他与家人定好的暗号。

　　后来，父亲的津贴有了节余。我们家又盖起了三间东房。一天，家里来了个贾大哥，住进了东屋。贾大哥脸色白白的，身材瘦瘦的，一看就是个书生，说话还侉声侉调。母亲说他是邻县武邑人，是抗日区政府的人，得了肺结核，是到我家养病的。他白天从不出门，对外人就说是我的表哥。那时也知道，我家根本就没这么门亲戚。贾大哥当时病得不轻，脸色发黄，还时常咳嗽，奶奶养了几只老母鸡，隔三差五给贾大哥煮个鸡蛋，给他增加营养。

　　贾大哥这人挺怪，就说名字吧。有时说叫贾之光，有时说叫王文起，最终我也没闹清他到底姓“贾”还是姓“王”？反正大家都管他叫贾大哥。

　　他对别人的名字好像特别感兴趣，一天，他叫住我说，小妹，我给你起个名字吧！我出于好奇，也想听听到底起个啥名。我原名叫蕙馨，夏天出生，是父亲给起的，取蕙草芳香之意，在农村是比较雅的名字。其实，我也不懂贾大哥给我起的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就这样叫了一辈子。

　　那时哥哥在离家六七里地的村子上高小，每天回家就跟贾大哥住一起。过了段时间，哥哥学也不上了，白天黑夜和贾大哥呆在一起，连屋都不出，晚上窗户还蒙上床大棉被。奶奶出于对哥哥健康的担忧，背后常跟爷爷唠叨：这孩子得管管，不能让他们整天泡在一起，闹得连学也不上了……当时爷爷好像挺不耐烦，说，这事儿，你老娘们儿，别管。

　　一天，我终于大着胆儿闯进那间神秘的东屋。听到脚步声，哥哥迎了出来，黑着脸把我训斥了一顿。不过，我还是从那半掀开的门帘缝隙里，看到贾大哥正使劲地用手攥着一个圆圆的、像粗棍子样的黑物件，在同样也是黑乎乎的板子上滚动着……

　　为家里的生计，爷爷忙完田地的农事，冬天便挎起糖篮子走街串巷，卖的也不过是两三盒烟卷儿，几十块不包纸的糖块，还有从我家梨树上收获的酸梨。我总盼着爷爷挎着糖篮子早点回家，每每都是我帮他数铜子儿和记账。当然，也还有别的想头——篮子里卖剩下的糖块，或是捎回半斤炒熟的花生。

　　就在那年，爷爷的糖篮挎得特别早，秋天场里的活儿还没忙完，爷爷便挎起糖篮子上街了，出门前总是先到东屋和贾大哥打个招呼。直到日本投降之后才知道，爷爷的糖篮子里有个夹层，把贾大哥和哥哥他们刻印的有关抗日宣传品藏在里面，送给前村小学的王老师(后来成了我嫂子)，再把王老师收到的上级指示精神捎给贾大哥。

　　一个严冬的早晨，天气格外寒冷，天刚蒙蒙亮，我被咔咔的皮靴声和呵斥、叫骂声惊醒。鬼子又进村了，家里其他人已不知去向，只有奶奶搂着我躲在西屋的炕角里。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逼视着母亲，让她到村南头打谷场“开会”。他们每次讨伐都采取这种形式：把青壮年男女集合到一起，四周架起机枪，逼村民们现场指认八路军和区小队队员；而大部分日伪军便趁机入户抢掠、胡作非为。母亲推说有病，说什么也不离开那间房。正在僵持中，门外跑进个伪军，说炮楼有情况，马上集合回去。这次，母亲只挨了那个日本兵两枪托子，瓦罐里那十来个鸡蛋是留给贾大哥补身子的，让他们翻出来下到锅里，还没煮熟就滚蛋了。

　　村子里静了下来，母亲走进东屋，端起外间锅台上的那口大黑锅，听到响动，贾大哥和哥哥就从里边钻了出来。原来，我们家的地道口在这里，母亲与日本兵周旋，死活不离开西屋是为了转移他们的视线，保护东屋地道里贾大哥的安全。

　　经常是刚吃过晚饭，母亲便催促我去奶奶屋里睡觉。时间一长，就知道了今晚我们家有人来。大约七点多钟，房外一片漆黑，为了避免敲门开门的响动，母亲便悄悄地站在门口迎候“客人”。人到齐后，望风放哨的任务就交给了爷爷。

　　爷爷那时已经六十多岁，生活的磨难使他脸上过早地爬满了皱纹。每当这些晚上，爷爷特别有精神，除了望风外，他还可以参加“旁听”。老人白天劳作了一天，从外边溜达一圈儿回来坐在“会场”的板凳上，不一会儿便打起盹。这天晚上正在爷爷打盹时，外边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他蒙蒙眬眬地往外跑，把两个台阶当作一个，一脚踩空，摔倒在台阶下，大家马上七手八脚地把他搀扶到屋里。结果，爷爷的右边大胯骨折了，直到去世也没甩下拐杖。

　　第二天，村支部书记李大叔，陪着区干部来看望爷爷，李大叔夸奖爷爷说，二叔(爷爷弟兄四个，排行老二)虽然是“白牌”，可什么会我们都不避他。党公开以后我才弄明白，原来在我们家开的是秘密党员大会。临走，区干部夸爷爷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时光荏苒。我家老屋虽已在二十余年前倾圮，但堂弟在老屋原址上，盖起了灰砖到顶、红漆圆柱、雕梁画栋的五间大瓦房，在村里巍然屹立，老屋变新居，不再是小村的“西北角”，周围鳞次栉比的农家院，把它团团地围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