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因央行的披露进入人们的视线，“贪官外逃”这个敏感的话题，再一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尽管中国金融学会很快声明，称外逃贪官数量过万、携款金额8000亿元的数据不实。

　　  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河南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厦门远华走私案的赖昌星，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等等，不分地域，不分行业，不少有权力的官员都在外逃之列。不过，外逃贪官人数到底有多少，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信息发布。

　　  从2005年正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到2007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再到2010年，中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共同建立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制度，可以说，我国在防止贪官外逃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曾成功将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广东省中山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经理陈满雄夫妇遣返回国。

　　  随着制度反腐的日趋成熟，贪官外逃的“关口”越来越紧，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外逃贪官的数量和转移资产的金额仍不可小觑。究其原因，除外逃官员自身道德意识淡化、价值观扭曲外，还与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反腐及追逃力度尚待完善有关。

　　  贪官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主要包括现金走私、替代性汇款体系、经常项目下交易、境外投资、信用卡工具等八种。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到位、干部监控到位，非法资金的流动必然会受到限制,资金外逃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如果有一万美(加)元以上的资金流动，银行系统就会报告监察机构。相比之下，我国在监控资金流向方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防范体系，对官员的监控措施也难以直戳要害。 

　　  此外，我国追捕外逃官员主要通过引渡、国际刑警组织缉捕以及区域性刑事司法协作等方式进行。目前我国已签署和参加了近100个多边国际公约打击贪官外逃，也与33个国家签订了引渡罪犯的条约，但这33个国家并不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中国官员的“潜逃胜地”，这不仅促使一些案值大、身份高的腐败分子铤而走险，携款外逃，也不可避免地将对国内潜在的外逃官员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

　　  贪官携巨款人财两逃实质上是典型的跨国洗钱犯罪行为，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潜在威胁。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导因之一就是墨西哥国内的资本外逃，所以绝不能对贪官外逃现象掉以轻心。

　　  笔者认为，有效医治“贪官外逃”之痛，必须多管齐下。除加强对重点地区、敏感行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以外，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拓宽引渡协议签约国范围，完善官员子女出国审查制度，拓宽官员财产申报范围，并对作出虚假报告、瞒报者进行严厉惩处，等等，也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