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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城墙的钱是有余的,拆迁补偿的钱却是有限的。“皇工办”的大爷们一手拿着皇帝的令箭,一边揣着明白装糊涂誓将拆迁进行到底,但见一批一批的老百姓从繁华的市中心迁居到了郊外。
公元1158年,南宋朝廷已经在杭州站稳了脚跟,便琢磨着对位于皇城东南的城墙进行整修。
具体工程自然由一干大臣承办。在皇帝的准许下,他们迅速成立了类似皇宫城墙加固建设工程项目办公室一类的机构,我们不妨称之为“皇工办”。
“皇工办”的各级领导很有几分威风,毕竟以天下之大,称之为“工”的事情多如牛毛,顶着“皇”字头的却有限得很。当然,他们的压力也大,翻修加固城墙为的是皇帝的安全,丝毫马虎不得。
压力之下出动力,“皇工办”的一班同志下决心要把城墙加高加厚,确保万无一失。不过,他们着手做的第一项工作并不是采石运砖,而是深入民宅做思想工作。
因为不少老百姓聚居在皇城根底下,要加厚城墙,首先得把他们的房子拆掉,腾出地方。和民房比起来,皇家的城墙那可是“干部编制”,民房再多也不过是土得不能再掉渣的土木疙瘩,只是这疙瘩太多,堆得多了同样不能忽略,哪怕“皇工办”的老少爷们儿再牛,也不能视而不见。
几经磋商,“皇工办”给出了拆迁补偿指导价:自有房屋,一间10000钱;租住的房屋,租客和房东各5000钱。
这些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在首都杭州,人均每天最低生活费大概在20钱左右,10000钱可以让一个五口之家过上三个月的生活。如果我们大方点,让这五口之家住得宽裕些,干脆按照当代小康之家来算,有卧室三间,客厅两间,厨房卫生间各一间,仓储室一间,总计房间8间,那么,他们家因为此次翻修城墙被拆迁而得到的补偿款共计80000钱。按照前面的计算方法,这些钱够一家五口生活24个月的,也就是两年。
如此看来,补偿款给的真不多,按《宋史》的记载,百姓“民怨冲天”。可不是么,这么点补偿搁在谁身上谁都得发飙。别看是古人,经济头脑并不差,当时早就有这样的说法:“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
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房子值钱靠什么?当然是地段!咱们皇城根底下的房子哪怕再破,那也是紧挨着皇帝他们家,百分百寸土寸金的宝地,给这仨瓜俩枣的就让搬家,笑话!说到底,在涉及利益的关口,思想问题终究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解决到位,思想疙瘩肯定迎刃而解,从来就没有落后的群众嘛。
稍加追查,我们不难发现还有更让人纠结的问题,那便是,早在此前四十多年,御史中丞翁彦国即向皇帝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里写到,首都的人口越来越多,房子也是越盖越密,剩余空地越来越少,现如今突出的矛盾是,即便手里有白花花的银两,也很难找到可以买来盖房子的地皮了!
翁大人上奏的时候,都城还在开封,到了1158年,都城已经在杭州。但是,杭州继承了首都的身份,也承继了同样的难题。翁彦国的意思很明白,拆迁补偿解决不了住房问题,在补偿款赶不上房价地价飞涨速度的情况下,暂缓拆迁是顺应民意,停止拆迁是为人民服务。除非把补偿标准大幅提高,让拆迁户有足够的钱买房子住。
可惜,修城墙的钱是有余的,拆迁补偿的钱却是有限的。“皇工办”的大爷们一手拿着皇帝的令箭,一边揣着明白装糊涂誓将拆迁进行到底,但见一批一批的老百姓从繁华的市中心迁居到了郊外。
不过也别太悲观,据说住在那里也有好处,除了空气新鲜之外,郊区的物价还低,人均每天最低生活花费只要15钱。揣着80000钱,可以多花上好一阵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