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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这样一座帝国古都的城市建设,文化是其根基。这里所讲的文化,当然包括现代新文化,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座古城自身所孕育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因此,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够唯新是举。城市可以和社会和经济一起在飞速发展,但作为一座古老城市的象征,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是我们祖辈脚下踩出来的泡;即使现在看来已经不那么好看了,我们可以治疗这脚下的泡,却不可以将脚下的泡移花接木转移到脸上,去点上时髦而好看的美人痣。
说起北京这座古城的命运,总会让我们想起梁思成先生。因为他是北京古城保护富有远见卓识的先驱者。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在清华园矗立起他的一尊像样的塑像。无疑,这是对梁先生的一份难得的纪念。让人多少有些悲凉的是,老北京城已经拆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才想起为他立一尊塑像。
我想起去年日本奈良也曾经矗立起梁思成的一尊塑像,那是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保护了古都免于轰炸。立在那里,他看见他保护下的一座古都,依然古貌犹存。如今,他立在了清华园里,北京古城近在眼前,他看到的能够是什么呢?
1948年的年底,两位解放军带着一张北京城的军用地图,进入清华园,找到梁思成,请梁先生标出重要的古建筑,以避免炮火的轰炸。可是,我们进入这种需要我们保护的这座城市之后,避免了战火,却未能够避免我们自己的手的毁坏。这实在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困惑。我们辜负了梁思成的一份拳拳之心。今天,面对他的塑像,我们有勇气和良知,回顾历史,面对历史,反思历史,而垂下我们的头吗?
如果说我们与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梁陈方案”,失之交臂,是我们幼稚,或者受制于是老大哥苏联的影响,我们识不得良玉珍珠,更不懂得珍爱这样的无价之宝。那个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东起月坛,西至公主坟,北至动物园,南到莲花池。至今水落石出一般,越发清晰的证明是一个多么富于远见的方案。他替我们制定了,替我们规划了,替我们描绘了。我们对他做了什么呢?
我们的城市当然需要建设和发展,但这种建设和发展不应该以牺牲古城的文化为代价。事实上,我们错过了整体保护北京旧城的历史机遇。时过境迁之后,我们马后炮一样对于梁思成充满了愧疚,我们把他写成了教材,放进了中学的课本里,但是,我们言行不一,我们继续违背了他曾经为我们描绘过的蓝图。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老北京旧城的破坏,而允许地产商和推土机在已经残缺不全的旧城肆意的大拆大建呢?如果前者无可追回,但旧城区的大拆大建却就是发生在近几年的事情呀。就在眼下,我们一边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北京城中轴线申遗,一边正还在对中轴线旁边的粉房街和大吉片大动干戈,在中轴线东侧大建一批假景观。不仅北京如此,神州大地,多少古城一样遍地在大拆大建,我们健忘,完全无视了梁思成的存在,他曾经给予我们过的那些振聋发聩的建议和思想。
是的,我们一再背叛梁思成。早在1947年,梁先生就发表了《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护》一文。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一再陈情相告:北京城的整个形制既是历史上可贵的孤例,又是艺术上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是各个历史时期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同时,他特别指出,承袭了祖先留下的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遗产,对于保护它的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推诿的。他还强调地告诉我们:北京旧城区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制,具有都市规划的完整艺术实物。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见无比的,需要保护好这一文物环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真正认知了他的这一思想了吗?传承下他对于北京古城这一份情感了吗?我们是把这座城市,真的当成了“孤例”,“杰作”,“至宝”和“历史艺术陈列馆”来对待了吗?是把旧城区看做了“完整艺术实物”,是“世界上是罕见无比”的,需要把它当做“文物环境”一样保护了吗?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把它当做一种修辞,当做一层粉底霜,而是真的这样认同的话,为什么让北京旧城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片瓦砾,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商业楼盘?那么,我们对于他所说的保护这座城市不可推诿的责任,又尽到了多少呢?
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有两件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作为一座古城,北京的面孔不应该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代表高楼大厦,那很可能只是另外一座城市的拷贝。母亲和城市的面孔,可以苍老,却是不可再生的,经不起我们肆意的涂抹和换容。失去了文化的根基的依托,经济越是发展,越会让人和城市一起失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