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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 [上海文化批评家]
观察
垄断和强制离慈善最远
当下中国的慈善,尤其强调“感恩教育”。在慈善晚会上,贫困学生向企业老板当面“感恩”,这种情况经常可以看到。
“感恩教育”最后往往成为对慈善机构和慈善项目的感恩。在汶川地震之后,我曾经听到一个著名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说,公众应该“感恩”慈善机构,否则公众的善意就没有机会得到表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很简单,某些慈善机构或慈善项目具有垄断性和强制性。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才能以“感恩教育”的名义进行表扬和自我表扬,以“示众”代替账务的公开透明。慈善首先需要出于自愿,而不是“被自愿”。一个慈善机构,即使确确实实在做慈善,如果它具有垄断性和强制性,那这种慈善也可能变质。更何况,根据历史经验,拥有垄断性和强制性的机构,往往也是离慈善最遥远的机构。
与“慈善”相比,我更喜欢“公益”。虽然这两个词经常被并用,我却习惯把两者区别开来:在公益中,所有的参与者都从中受益,尤其是获得精神的满足感,不是一方行善、另一方感恩戴德慈善。感恩戴德的慈善习惯于悲情叙事,公益则强调快乐,如果从事公益没有快乐,为什么要参与呢?
超出单纯捐款的公益行动
以中小学教育为例,我一直在关注几位朋友的努力:一个是张轶超的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一个是李英强的立人图书馆,一个是樊阳的人文讲座。
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专门为在上海的农民工子弟提供免费课外教育。农民工子弟在教育上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很多媒体已有报道,但是他们遭到的隐形剥夺,常被忽略。比如农民工子弟被剥夺了想象未来的能力,读书仅仅是为了识字,与理想无关。考上大学,几乎成了他们的终极理想。即使有一些孩子最终考上大学,所付出的代价常常是除了考试,其他一无所知。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提供一个空间,让孩子们自由地读书、听音乐、看电影,和志愿者们交流,让孩子们拥有想象未来并且实现想象的能力。
立人图书馆与乡村中学合作,与一些慈善项目满足于提供购书经费不同,立人图书馆非常注重书目的选择。一个具有成熟理念的读者,“开卷有益”,无论读什么书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获益;但是对于未成年的学生而言,“尽信书不如无书”,阅读什么样的书,就会养成什么样的人格。立人图书馆邀请很多学者开列书目,同时也会组织各种文化活动,这些努力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捐款。
樊阳的人文讲座持续了将近20年,如果不是大学同学在微博上透露了他的“秘密”,现在他依然不为外界所知。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型,作为一种口号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暂且不说应试教育依然是说一不二,对于素质教育的理解也存在很多问题。素质常被等同于琴棋书画,于是,多才多艺的学生比比皆是,具有基本人文素养的学生却并不多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会弹钢琴的杀手”药家鑫就不出奇。
公民公益胜过道德模范
张轶超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李英强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樊阳毕业于四川大学,现在是上海市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高级教师,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公民。他们的所作所为,主要是出于自己内心的价值和兴趣,不是因为外部的动员和鼓励。公民们的公益,是重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慈善和公益,本来都应属于社会层面,可是在实践中却常常和各种力量纠缠不清,这也是它们频频遭到质疑的根本原因。公民们的公益,已经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远胜于树立道德模范。道德模范经常把底线变成最高目标,比如扶老太太过马路本是人之常情,当它成为大力表彰的光荣事迹,慢慢地也就成了道德模范才会做的事情。
王晓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