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的皋塘村，一幢幢独门独户的农民房在白天最后一丝光亮中渐渐轮廓模糊。胡水龙家就在喧闹的杭州汽车东站服装市场隔壁，4层楼，带一个前院，3米多高院墙，门一关，就隔开了城中村人来人往的嘈杂。

　　20多年前，胡水龙和邻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这一带，从上世纪50年代到1986年，一直是杭州主要蔬菜基地。1986年，西泠冰箱厂在这里建生产基地，征用皋塘村80亩土地，征地农民按比例招工进厂。和所有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一样，这里诞生了一个新群体，他们有城市身份证，却保留着传统乡村很多风俗，被称为“都市村民”。

　　1986年，“都市村民”没有现在这样富裕。皋塘村土地虽然已包产到户，但经营权还归集体统筹，征地补偿对村民个体来说，并不可观。最大的补偿，不是钱而是身份。

　　按一亩地安置2个人进厂做工并转为居民户口的条件，胡水龙和妻子，还有村里近百号人都到工厂当了工人。胡水龙算过账，当菜农，每月收入30多元；当工人，每月收入在40元至50元之间，算有小小增长。

　　皋塘村及其村民，从土地获取财富，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大的背景是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整体转暖，进入增长黄金时间；小的背景是短短10年，杭州由初期工业化阶段进入后期工业化阶段，民营企业蓬勃兴起，外来务工人员从零开始，逐年增加。皋塘村人都在宅基地上盖起三、四层小楼，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

　　但胡水龙本人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个时期受挫。他在工厂，和其他工人一样，曾满怀热情，想学技术，甚至到综合科去做管理。在国企改制时，他和妻子都下岗了。现在，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圈子再度退回到村里，互相往来甚至通婚的，大多是与自己有着相似背景的城中村居民。胡水龙的妻子来自杭州江干区范家村，儿媳妇来自拱墅区杨家村。

　　由于迁徙的特殊性，除了正常婚嫁和新生儿，皋塘村人口这几年一直在2500人左右浮动。租住在这里的2万多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是两个世界。除了收租与日常生活管理，他们之间并无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