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身无分文地哀伤

　　下午5点是陈小芬的下班时间。从有空调的办公大楼走到街上，黄昏的城市特别闷热。杭州沈半路上车来车往，公交车、的士和私家车乱糟糟地挤在一起。陈小芬乘坐847路下班，谢村下车，步行长长一段路才到租住的康桥镇郎家桥村。

　　郎家桥，出租房特别多。除了把小洋楼分割出租，本地人见缝插针盖类似自行车库的房子，也很抢手。陈小芬和父亲、弟弟租住在这里，她租的是自行车库式的一个房间，大约4平方米大，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床和一个兼当书桌的床头柜，上面放着陈小芬读夜大的一摞书，最上面一本是《高等数学(上)》。房间只有一扇窗，贴着名模杜鹃的海报，糊住破裂的玻璃；因为黑，不开灯的黄昏，杜鹃的唇红齿白也很暗淡。

　　陈小芬在这里住了4年。2007年6月，她到杭州打工，半个月没有找到工作，坐在闷、暗的出租房，想起刚去世的妈妈，哭了。

　　在作家张欣的小说《不在梅边在柳边》里，有一个情节，教授家的保姆阿蓉有一天情绪特别差，她说，“你看你们城里的树都可以打吊瓶，当初我们家老大3岁时发烧得肺炎，没钱打吊瓶就这么死了。”陈小芬的母亲，也因为感冒发烧，没钱上医院，自己吃点药，一直拖着，直到病情加重去世。

　　陈小芬兄弟姐妹4个，全靠母亲在重庆打工交学费，父亲在家照顾起居。母亲去世，4个人一下都辍学了。一家人跟着老乡从贵州到杭州打工。老乡分布在杭州的各个行业，建筑、装卸、运输、清洁以及餐饮等，都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和每个城市一样，外来务工人员承担着城市90%以上的繁重体力劳动。

　　母亲去世的那段时间，陈小芬觉得时间都是漫长的冬天，怎么都过不去。可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身无分文地哀伤。

　　她去学电脑，到小印刷店打工。没有休息日，工作强度大的时候，从早上8点一直加班到次日凌晨3点，第一个月领到工资400元。在2007年，据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数据，全市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为52638元；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为61313元。

　　陈小芬在杭州4年的变化，远不及居住地郎家桥的翻天覆地。4年前，郎家桥许多本地人的房子也破且旧，村中的小河，夏天熏得走过的人都掩鼻。

　　现在的郎家桥，都是新盖的“小别墅”，河里的淤泥清了，村里还应运而生许多生意，饭店、超市、理发，应有尽有，山寨一点罢了。郎家桥的GDP，配得上杭州市国民经济发展速度。

　　百万人里的特例

　　王金虎这位“贵人”，让陈小芬在阶层分布图中向上流动成为可能。

　　王金虎在建华集团任职，负责集团的宣传及企业文化。他经常会去印制店做一些民工诗歌等文化刊物，发现陈小芬有设计天赋，聪明、肯吃苦，便把她挑去当了助理。这在建华集团也是特例，一般这样的大型企业招聘，起点就是大学本科学历以上。

　　进了建华集团，陈小芬一天的时间安排是这样——早上6点50起床，20分钟洗漱，7点10分骑自行车出发，40分钟左右骑到单位。8点上班，午休2个小时自学夜大课程新的软件或者学新设计软件“AI”(IllustratorCS4，一种设计专用的软件)，下午5点下班，晚上再做点活……每天睡6个小时。

　　陈小芬的高中同学，有些也在杭州打工，分散在各个工厂的流水线上，收入要看工厂订单，订单多时，没日没夜加班；订单少时，可能随时要走人。

　　有时同学们在网上聊天，谈及未来，都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他们来说，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穷，是对未来的无助，为生活出卖廉价劳动力却“上升”无门。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遇到“贵人”，一辈子跳不出“农民工”这个群体，但又不甘心回到家乡。

　　享受城市生活，是陈小芬这一代打工族的追求。他们在城市“上升”的标准是：具有稳定的工作，拥有城市住房，拥有城市户口。这意味着他们将拥有社会保障和福利，比如医疗、教育与养老。

　　但在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所作的“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幸福感调查”中，他们的福利和保障远远欠缺，在医疗一项，对患病，只有28%的人表示会立即去看医生，42%选择到药店买一点药，30%采取“能拖则拖，能扛则扛”的办法。有时，一次疾病就能把外来务工人员辛苦攒的积蓄全花完。

　　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如果一直得不到机会，在被漠视中始终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尤其当他们在自己身上看不到希望，在子女身上也看不到希望时，最可怕的身份继承变成现实，他们的信心和社会的良性流动便会被摧毁。

　　陈小芬和她的高中同学一致承认，她和其他人之间出现的职业分化，完全是一种偶然，是杭州百万打工者中的特例，但她还没有想过，这会不会是她职业生涯的顶点。她的父亲，迄今还在某个公司做保安。杭州4年，陈小芬回过一次老家，父亲没有一起回去。因为年纪大了，请假怕单位开除，春节他留下了。

　　陈小芬的邻居，是一家子，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在杭州打工。他们让孩子在城市上学，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