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李晓亮

　　《人民日报》前不久刊发了一系列评论部文章，在“如何回应社会关切”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名为《“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

　　文章提到“今天，一个‘治理媒介化’时代已经到来。当公开透明逐渐成为执政共识，各级政府的媒介意识也在提升。新闻发布制度日益完善，各级领导面对聚光灯越来越自信，这样的变化令人欣喜。”

　　如果各地各部门都有这样的媒介素养，无疑是社会之幸民众之福。可惜，下面这个舆情榜也警示我们，还有不少地方应对舆论时，手足无措，媒介素养之低，令人叹息。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日前发布“2011年第二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推荐榜”。会理“悬浮照”事件，因当地及时与网民良性互动的应对措施而位居榜首，抚州爆炸事件则因对舆论热点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而排名垫底。上榜的还有“局长微博开房门”、“染色馒头”事件、深圳清理“高危人群”等事件。

　　对照榜单不难发现，排名靠后者媒介意识淡薄，几乎还停留在“防火防盗防记者”的阶段，动辄念动“封、捂、堵、压、瞒”五字诀。而舆情应对能力排名第一的悬浮照事件，折射出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当地没有回避舆论热点，而是直面质疑，及时沟通，坦陈失误，体现出应有的责任担当。面对悬浮照PS狂潮，也没有某些地方面对网络调侃所惯有的恼羞成怒，而是因势利导，乃至还有官员利用舆论关注热度，积极在微博上宣传当地自然、人文风光，广受好评。

　　每有公共事件，面对汹涌舆情，不少地方老是显得一脸茫然，慢网络半拍。有时本能的遮丑之举更是火上浇油弄巧成拙，恰恰悖逆现代法治精神和文明诉求。而较好的舆情应对能力和媒介素养，体现的其实是权力者执政能力和理念问题。

　　热点舆情中凝聚的是当时最热门的社会关切。民意不可欺，民智不可侮，这是执政者必须铭记的重要准则。尊重民意，敬畏民意，俯身倾听民意，并想方设法回应社会关切和满足公众诉求，是任何政府都要熟练掌握的一门功课，也是比纸面的策论更为务实的现实选择。

　　(相关报道见7月18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