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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伴随着越来越深的道德与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还有多少信任?
2007年9月南京“彭宇案”一审宣判结果出来后,在民间引起了巨大争议。有网友哀叹:“以后,市民还敢做好事吗?谁还敢救助街头急需帮助的老年人?公平输了,正义输了,良心输了……”随后,真的出现了街头老人倒地一小时无人救助的事例。
当许多人无奈地接受“好人无好报”认知时,“最美妈妈”吴菊萍义无反顾地伸手一接,不啻为一次雪中送炭。吴菊萍此举,给人们的胸腔里注入了暖意,也让许多内心发生动摇的普通人受到鼓舞。在逐渐失衡的社会道德天平上,扳回了一分。
吴菊萍的义举,在社会学的当代视野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为此,记者采访中国人民大学两名专家——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和社会学教授刘少杰,他们说吴菊萍在告诉别人,在自己的小圈子外,依然可以存在信任。对善的向往,这个社会一直都在。
记者(以下简称记):吴菊萍的善举,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对人有什么影响?
刘少杰(以下简称刘):吴菊萍的事迹平凡又感人。或许她是因为一时冲动才做出了救人的决定,但她在电光火石的一霎那把孩子接下来,这样的第一选择,可以证明此举是发自朴实、真诚的善。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下,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陌生人,而且在救人受伤之后,吴菊萍马上受到了全社会的褒扬和帮助,这足以影响很多人的价值观,给大家一种心理暗示——我也可以去帮助别人,而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毛寿龙(以下简称毛):人与人之间无条件的信任,一般都存在于亲属之间,比如父女、母子等。人际关系再向外延伸,比如同僚、战友之间,相互信任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信任的程度要更浅了。
吴菊萍与妞妞的父母是较远的邻居关系,而且素昧平生,这在当前的社会属于比较疏远的关系。在没有比较强的纽带连结彼此的情况下,吴菊萍的救人之举,的确是当下比较稀缺的。这样的个案告诉人们:在自己的小圈子外,依然可以存在信任关系。
记:有的人现在不敢救人、不愿做好事,主要是怕“好人没好报”。吴菊萍的这件事中,全社会的强烈反响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毛:我注意到,这件事发生之后,人们的评价——无论是网络还是生活中——几乎都是一边倒的褒扬,几乎没有人说她傻,也极少有人质疑她动机不纯,这真的很难得。不再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动机审判,这是一个积极的进步。
刘: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在富裕了之后,道德风尚也应该与经济协调发展。因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相互之间的诚信,甚至可以说,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道德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
记:杭州要给吴菊萍塑像,您怎么看?
刘:我看到,有人提议要给吴菊萍塑像。对此我是赞同的。中国的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用榜样、用模范的力量去教化人们。我记得在浙江东阳市有一个镇,镇上有16个文武状元的牌坊。在中国大地上,有无数的牌坊、祠堂,用活生生的人物,来对老百姓进行感性教育。西方人重物理,而中国人重情理,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你和人们去讲原则、去不停说教,不见得有多大的效果。但是,榜样一竖,力量无穷。关羽、岳飞是这样,雷锋也是一样。
不过我觉得,在宣传吴菊萍这个典型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拔高,要还原一个真实的人。应该多说说生活中的吴菊萍,她就是一个朴实、善良、热心的女子,她也会有缺点,她去救妞妞,也是出自母亲的本能。只有这样一个真实可信的人,才像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而不是圣人——才会真正打动我们,她的楷模效应才会更突出。
记:政府有关部门是否可以从体制建设方面鼓励人们做好事?
刘:这次,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医院方面对吴菊萍和妞妞的治疗都很及时,全力以赴。这是很积极的一面。现在各地对好人好事都有一些表彰措施,但是对事后的保障更应该制度化,尤其是医院和民政部门应该有所作为。
毛:我觉得,政府在倡导民间互助的时候,应该更加谨慎、理性。因为见义勇为往往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不仅救人者面临着危险,被救者也一样有风险,如果救助不得当,双方都会受伤害。举个例子,有人悬在窗外半空,有热心人拿了根绳子去救他,结果绳子太细,断了,被救者摔下楼去。再比如,登山者在山上遇险,有人自告奋勇上山救人,结果自己都迷路了;或是跳下河救人,自己反倒淹死了。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
政府不应该鼓励所有人都去见义勇为,尤其是未成年人。应该教育大家,在有危险性的救人情况下,应该由专业资质的人员进行营救,没有专业技能的普通人,应该第一时间打电话给110、119等职能部门,同时,尽量提高这些职能部门的反应速度与效率,并且尽可能地在大众中间普及专业救治的知识与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