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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大家陈寅恪因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如今已经被奉为现代文人的标准化形象了,他的诗句“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也被当作名句,拿来当状写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个人命运与历史际遇的立论纲领。这是由读《闲话文人》所想到的。
文人与知识分子,原应是两个概念吧,但是有些搅扰混沌了。两者的处世通则,倒是有一则古今通用的,那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遇到意识形态转换的时代,学问行情变化,人生际遇波折,虽然文以载道的话语权不一定时时发达,但琴棋书画的话语方式却路路通达,因此,历朝历代的闲话,一边被当成无关紧要的口辞,一边又被郑重其事地写下,年年岁岁纂起来,到今天,成了意味深长的史话。而《闲话文人》里面的种种掌故与轶事,也有这样文献性的意义。
此书是“蜜蜂文库”里“枕边书系列”中的一册,作者薛原很有传统书生的气质,他在序中自陈:“我喜欢在书房里发呆。有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在看书还是书在看我,我和书就这样相互对视着,一点对接有时刹那间碰撞出了火花,让我惊喜,也让我惊醒,更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存在。在对视中一天天消磨了春夏秋冬。有时,拿起一本书并没有理由,书里书外,便有了《闲话文人》。”这样的书房影像,也是现在许多中青年书生的自我影像,关于薛原和他的书房故事,在全国各地爱书人中有许多传说。书肆里能看到的,是他著作的《检讨———旧档案里的中国海洋学术权威》、《留恋之矢》等,以及编辑出版的《青岛记忆》、《谈文说画》,他还是《良友》、《闲话》等MOOK丛书的主编之一。由此可见,薛原的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史”的成分,只是,除了文献性的准确之外,更具才子书的情趣———以不表明立场的方式,让史料自己杵起来,摇曳多姿。
所以,《闲话文人》在网络书虫间,被归之为书生品牌书:“整合掌故类书话类阅读情趣,深度解析揭秘名人名家轶事”。薛原则只是轻描淡写,以四两拨千斤,命之为“闲话”。甚或,亦可称“八卦”。
街东边的张屠夫和街西头的李寡妇相好,再轰轰烈烈,也就是一桩在街道居委会或社区办事处范围内的奸情绯闻,只要闹不出人命来,连本埠小报市井版都懒得去理会。但是,文人情史与情事,从来都是全社会的闲话。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里面有个拿膝盖去夹女作家腿的人,被认出是有非分之念的柯灵;老舍自沉太平湖,是被红卫兵殴打之后,不得家人慰藉,家人对他与女作家赵清阁的婚外情讳莫如深,据说建国前后,老舍确实要娶她,但让周恩来总理劝阻了,此时的海归爱国者停妻再娶,对新中国的道德形象有碍观瞻;孙多慈与徐悲鸿的师生恋里,还有一段余音余韵,是跟画家教授常任侠的插曲;石鲁的发疯,跟与女学生的情事相关;女画家周思聪和她婆婆的关系紧张了一辈子;沈从文也思慕过女读者……
男女之外,情何以堪的形容,还有另一种状况,属于高标动人之类。在两种社会机制之间,或者说是在两种价值体系之间,像胡风、巴金、聂绀弩、田家英、常玉、陈子庄、马衡、蒋兆和等人的经历与故事,多半是这样那样等着安排职务、落实生活待遇、写信要求解决住房、寻求子女就业渠道……这些像寻常百姓一样的俗世事务,解读的层面,因理想或愿望与现实之落差,可以高蹈得多,有书评人说这“其实是对文人生存处境的历史性观察,是对他们精神状态的扫描”。
因此想起一则手机短信:甲开来一辆宝马,乙问:发财了?甲回答:遇到一个妞,开着这宝马,把我带至无人处,她脱掉衣服,说,把你想要的拿走吧,我就把它开来了。乙说:哥们你做得对,反正她的衣服你也不能穿!见仁还是见智,亦是价值标准的不同选取。人生的悲喜跌宕,也不外是因为时代风云的变幻与荡涤。
另有一种通透,是深谙“悲欣交织”之境的人生大美,笔墨淡淡地记述下来,即是闲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