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董鼎山先生来上海，住在瑞金宾馆。门外的瑞金二路，是董老年少轻狂时，与女友散步的地方。

　　和董先生约早餐，远远的，就看见他站在阳台上，有年头的房子和一颗有年头的心灵，被董鼎山有条不紊地系在了西裤的背带上了。

　　在路口的点心店里坐下，点了豆浆和油条。极普通的市民早点，于董老而言，都是相思。

　　朋友推荐，这里的大肠面极佳。董老小心地挑起一节肠子，在嘴边盘桓半天，还是搁下了。他道：“胆固醇太高。在美国，很少有人吃内脏的。”

　　董鼎山在纽约，过的是不咸不淡的教授生活，也担任过纽约市立图书馆馆长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与胞弟翻译家董乐山专职介绍世界文学动态，为国内作家打开了一扇美丽的窗子。

　　纽约，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客厅里染了一点黄昏进来。有点冷，到底是腊月除夕了。我在电话里祝福新年。董鼎山想起了宁波老家的灶头，火柴划出黄色的火星，燃起灶门里的木柴，一圈由蓝而红的火焰煮熟了锅里的毛猪肉。

　　美国没有生火的炉灶，没有除夕的爆竹。觉出了冷清。董鼎山努力找寻在中国过年时的喧哗——红木、雕梁、桃红色虎皮宣纸，高一声低一声的“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董先生遥想着花团锦簇，不觉铺下一张中国城买来的小张红色宣纸。他饱蘸浓墨，却迟迟未敢下笔。在纽约写“吉祥”、“万福”，似乎有些荒腔走板。

　　妻子蓓琪铺起织锦牡丹凤凰的桌布，红烛双双高烧。蓦然，客厅变成了老家厅堂里的除夕夜。董先生依旧为没有应景的爆竹遗憾着。

　　蓝眼睛的女儿回得家来，挽住董先生要压岁钱。董先生不给，说中国习俗，嫁出去的女儿就不给压岁钱了。一向是给的嘛。女儿不依不饶。其实，压岁钱早就备下了，装在烫金的红封袋里，上面有中国字，中国画。蓓琪在厨房里做菜，她已经会烧中国菜了。

　　董先生依旧有点寂寞。这寂寞是妻儿们看不到的。

　　大约是七年前，董老信里说，太老了，无法再回上海了，真的应了自己的书名《上海回忆，纽约悲情》了。

　　前些天，应作家王渝之约，在附近一家餐馆用午饭，在座者还有金钟夫妇、查建英、陈破空。《纽约客》杂志刚发表了查建英论述王蒙的文章。

　　董老坐定后道：“能够登上《纽约客》页面，乃是美国青年写作者的梦想，60年前我自己初到纽约时，也做过此梦。虽然看到编辑在退稿上写的鼓励，投稿数次后我就知难而退了，不料后生可畏，出了一个查建英，还有李翊云。”

　　相见欢，一桌六人大谈文学与时局。饭后街角告别，年已九十的董老步行回家，路过一家杂货铺，见到富士苹果，红艳艳的，如同婴儿的脸，煞是喜欢，挑了十个，满满的一袋。回家开门，不堪重负，就近投入沙发，不料动作偏差，跌落在地毯上，竟不得自立。

　　虚惊后不久，洗澡时，一脚没有踏稳，一个趔趄，撞在洗面池上，鲜血如注。妻子一时慌了手脚。

　　记得春天，董老参加夏志清九旬寿辰，还能帮助夏老上下轮椅，只相隔了几天，也轮到自己垂垂老矣、不得不时时提防、倚赖拐杖了。他自问：“我的时间到了？”

　　我去电话问候。董老那边道：“我是老骨头了，还能上网、读书、写文章。已经足矣。”末一句：“很想念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