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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家勤/重庆渝中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读于渝中区职工业余学校期间考入了职工大学。当时,我在单位的月工资是五十元左右,但对两百多元的学费没有多想就缴了,上课的地址在中四路小学。
大约过了半年,大学有了新址。搬迁桌凳需要几百元的费用,老师同学生商量,决定走勤工助学的路,自己搬迁。一个个大学生来到小学里,有的扛桌子,有的搬凳子,有的帮老师抱作业本等,从中四路步行到牛角沱,再爬一坡梯坎,来到了位于桂花园的新校址。
大学新校址共三层楼,有围墙、伙食团等,校领导常常把“元老派”的学生作为一种勤奋的榜样激发后来者。学生是走读,多是白天忙碌工作,晚上或是星期天才来上课。周日,中午那顿饭需要自己解决。我和两位同学下了课步行到两路口吃一角二分钱二两的麻辣小面,三人轮流付费,往返路上谈的多是巴尔扎克、鲁迅、巴金,谈《班主任》、《伤痕》等等,志向十足。
通过四年的苦读,重庆市职工业余大学给我颁发了大学专科证书,共花去费用一千六百元左右,这几乎相当于我工作三年的工资,那时“万元户”都很少呢。这样的文凭现在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属于靠前的“五大生”之一,在国家大学生“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多单位的青睐,也改变了很多同学的命运,还产生了好几位有影响的作家,出现了《依仁巷》、《大码头》、《文学家郭沫若在日本》等著作。
几年的寒窗,对我这个“编外”的大学生来说,收获最大的是学到了很多实在的知识,我仿佛看到了这代人在蹉跎岁月中没有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