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生计，到底算多大的事儿？

　　2009年11月，53岁的林格长(化名)被假释出狱。服刑的10年里，妻子改嫁，父母去世，就连自家的房子也被擅自出租。出狱没多久，他晕倒在马路上，想去看病，既没医保卡又没钱。几经询问，终于搞明白——只要有单位劳动人事档案记录，并缴纳过养老金，就可以按政策办理医保卡和社保卡。

　　照理这事儿并不难，可就是这个从未谋过面的档案，让林格长连死的心都有了——因为他的档案“消失”了，社保中心也查不到他缴过养老金的记录。找到自己的档案——他把这当成后半生唯一的“救命稻草”。屡屡碰壁后，他从居委会到街道，从区里到市里，频频上访甚至闹访，像个随时爆发的火药桶。直到有一天，有人跟他说：“你的事情交给我们，从今天起你不用到处跑了。”

　　去年5月，闵行区检察院在新虹街道试点建立社区检察室，林格长的事成为他们接的“第一案”。

　　林格长当过知青，回城后在国企做过，开过出租，还待过业。但他待过的地方，转制的转制，归并的归并，检察官们一个个去排摸，每个他工作过的地方，平均去4次以上。林格长当知青的记录找到了，在国企里的工资账单找到了，开出租车时的承包合同找到了。这些材料拼凑出他的工作经历。接下来，区社保中心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为他“破了例”。林格长清楚地记得，去年8月27日，“检察官告诉我，我的养老金问题解决了。那时候，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哭了出来！”

　　由于个人改造情况、适应能力及社会接纳程度等的不足，刑释解教人员的回归之路并不好走。因此，这些特殊人群更容易成为和谐稳定的“隐患”。但是，社会没有放弃他们、遗忘他们，而是想方设法创新机制来帮助和包容他们。林格长，还有本期周刊封面报道里的老杨、韦女士等的经历，都是很好的证明。

　　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和管理难题，上海公安机关领导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水龙头下面拖地板”。如果源头上没把握好，仅靠执法部门在末端治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收拾干净的。我们说“以人为本”，真正的源头，不就是认识好、处理好人的问题吗？

　　一个人的生计，也是民生。在理解和体谅民众难处的基础上，千方百计地维护好、协调好、解决好各类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是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