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章如今是香港最重要的中生代小说家，这次，他将带着《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亮相上海书展。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封面，会奇怪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说起自己小说这个奇怪的书名，董启章颇为“自嘲”，“加之出自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一章的牵经图，很容易就会误解为这是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现代图解本。”

　　其实，这是董启章写作计划“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仅仅凭这第一部，董启章便与贾平凹这样的文坛老将一同站在了目前奖金最高(港币三十万)的华语文学奖——“红楼梦奖”的领奖台上。

　　“栩栩、如真既是两声部的女主角，又显然脱胎自成语‘栩栩如生’。”将与董启章对谈的梁文道对《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赞赏有加，“从小说的章节名即可见一连串生活中常见的物什：收音机、电报、电话、车床、衣车、电视机、汽车、游戏机……这是一部构思绝佳的作品，以人、物之间关系来构筑一部家族史和香港史，恰如其分又匠心独运地写出了香港这座城市特有的历史风貌。”

　　至于为何要如此书写自己生活的城市，董启章说：“那是一种繁荣的衰落，一种膨胀的崩坏，一种丰足的贫乏，那就是自己成长的年代，香港的一体两面。”

　　盛衰是董启章关注的一个主题，尤其是香港的盛衰。关于香港文学，或许是董启章在上海书展上想谈的话题。

　　“香港文学对此是很敏感，可能建基于我们自己感觉上城市脆弱的根底，觉得很多东西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和发展，那么这些东西也许同时也会在瞬间倒塌，这种不安和担忧也许是过敏，并不是必然。”董启章说，“可能我们集体过敏，可能这是视野狭窄的结果。挺好笑的，把自己单一的城市看做如此重要。”

　　不过，董启章认为它的好处是不容易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当你有脆弱感的时候会反思每件事是从何而来、如何消失，不会视之为恒在。

　　董启章觉得一个社会的物质发达程度与它的文学发达程度是呈反比的。“香港作家已经习惯了物质社会，也习惯了在边缘生活，因此也觉得物质不那么重要。香港文学从来都是在社会边缘的，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都对物质有免疫力。”

　　“台湾的作家就感到了落差。之前台湾的文学销量很高，但是社会物质化之后，中生代作家就看到了与前代的落差，受的伤害比较大。”其实说到对物质的追求，董启章觉得内地还要更甚一些，因为内地作家面对的是物质社会刚刚开始的阶段。

　　观察香港文学，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香港文学缺少长篇小说，而在大陆，作家一定要写长篇才能证明自己。

　　“在香港，最近几年都没有人写长篇小说了。但就算那个时候，香港的长篇小说也都不是非常长，也就是十万字左右的样子。”董启章说，“实际上我觉得长篇小说是过时了，它本身已经不代表这个时代。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把一门过时的艺术变得有意义，那也是有意义的过时，要有这样一种心态。”本报记者王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