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写于“文革”期间的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专门有一节《杜甫的地主生活》。

　　为了论证杜甫不是“路有冻死骨”的贫下中农，而是出身于“朱门酒肉臭”的地主豪门，郭沫若从杜诗中寻章摘句找证据。

　　杜诗云：“奉乞桃栽一百根”，郭氏便推断出“桃树发育快，布局宽，一百棵桃树的栽种，估计要五亩地左右”，可见其家庭生活之富有。

　　杜诗曰：“柴门果树向千株”，把诗视同账本的郭沫若由此推论出：“园里有向千株果树，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位庄园主了。”

　　杜诗又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郭沫若不认为这里的“千”与“万”是概数，因而从“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所斫伐”推论出“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以上”，经常挨饿受冻的杜甫自然成了大地主啦。